揭秘民国时期的货币体系及其演变

四川工商业在四年内战中生产陷于瘫痪。资金原料缺乏，工厂不能开工而物资供应、军需民用有增无减，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公教人员领得工资立即奔赴市场购买必需生活资料。稍迟日，市场物价已倍增于领工资时折合的价格、小商小贩总是赚了纸币、折了实物、通货贬值，使人惶惶不可终日。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首先照顾民间疾苦，以人民币收回蒋政权所发纸币，比率为八角比一元，结束了这一特大灾难。继则实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仅三年之内，就使通货稳定，物价正常，人民生活安定。

一、关于铜钱的使用

所谓“光绪钱，铜质特佳，其色如金，人喜存之，不可多得”，其实是一种误解。清代铜钱自咸丰以后，渐轻渐薄，到同治时达到极点。当时四川铜币系由四川藩台衙门所属的宝川局所铸。因铜贵钱荒，同治币又小又薄，民间暗中拒用，铜局本身反觉亏本，所以就干脆停铸。光绪钱，乃是用机器压制而成，色泽光亮，轮廓鲜明，但较康熙乾隆钱都要轻薄得多。在商业流通中不如对康乾之钱受欢迎，只有儿童才非常喜欢，我自己就爱存这种光绪钱，经大人说明后也就失去兴趣了。清代铸钱直到宣统为止，宣统钱也是机器压制的。光、宣之钱非四川所铸，四川从同治后就停铸铜钱。

二、关于铜元的使用

清代铸铜元开始於1903年，一共分当五、当十、当二十的三种。自贡一带在清末民初尚有当五铜元流行，民国十五年后尚偶能见到，其图形仍为龙纹，与当十者相同。此类铜元皆紫铜铸，质量较好。辛亥以后，四川造币厂未遭破坏，立即造出当十、当二十两种，另加铸当五十的一种。模型为一面嘉禾，一面为铸造年份及当若干字样。民国二年加大面额，铸出当一百和当二百的大铜元(实际上民元当五十的重五钱，到民国二年所铸一百的重五钱八，当二百的才重七钱)。此即自贡当时呼为大一百、大二百的铜元。到1917年，当十当二十的已经停铸。民国以后所铸铜元，渗入白铅，日益加多，故铜色越来越淡。1919年熊克武为整理币制，停铸当一百当二百两种，只铸当二十、当五十两种。另於1918年铸有当五铜元。此种当五铜元，在自贡地区1920年后尚能见到。1924年杨森督理四川军务，主要铸的是大二百，而铜质渗杂也多，俗呼为老二百。杨森倒后，1925年邓锡侯掌握造币厂、所铸当二百，重量与质量更低，俗呼为新二百。不久刘湘在重庆，由刘航琛负贵铜元局，收回旧二百、旧一百(即1912年胡景伊所铸与1924年杨森所铸、1925年邓锡侯所铸各种当一百、二百铜元)，改铸新一百、新二百(又名小二百)，币面更小，铜质更低。在1935年前，自贡地区基本上属成都防区所辖，二刘之战后，重庆铜元大量流入此间。所以自流井先后使用的铜元，实际上较郑晓舟所记的还要复杂些。至於他所说因物价高涨，用小钱支付不便，所以改用铜元较便的看法，只说出了表层现象，恰恰相反，物价之高涨原因非一，而军阀统治者为了其自身需要，不顾人民死活，不顾货币本身的质量和重量，以强制手段，降低货币本身的质量和重量，来搜刮人民财富，却是造成物价不断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关于银元的使用

四川银元在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开铸，计有光绪与宣统银元两种。主币为元。其中光绪龙洋成色为0.875，较宣统龙洋成色0.871略高。半圆亦以光绪时所铸为好。但光宣龙洋均标明值库平七钱二分，其余分铸有贰角、壹角、五分，均系龙纹。辛亥后，四川大汉军政府所造银元(俗呼十八圈)稍小於龙洋，但均与龙洋等价流通。清末所造银元尚有藏元，专供西藏地区行使，亦有流入自贡地区者，解放前尚偶能见到。民国元年铸币中除元外，也铸有半圆、 贰角、一角。民国二年胡景伊大量铸元币，只铸了少量的半圆币。以后1917年罗佩金等金铸一元，到1822年刘成勋主川时，则大量铸半圆币。1924年杨森主川更停铸大洋，全铸半圆，但在我市带此项五角币流行反不如云南半圆、袁头半圆之多(俗呼中元)。

除四川所铸银币外，龙洋中尚有湖北、云南、北洋板等。外国银元如墨西哥、西班牙等银币在我市亦有发现，且等值流通。关於袁世凯像的银元不是四川所造，全国都流行，其中以民国三年所谓闭眼袁头质量最好。护国之役，唐继尧为开支军饷，除带来云南兑换券200万元外，也带来大量云南板，一元及各种辅币均有。至於所谓云南钢板大洋，大家误认为是云南护国军带来的，其实是后来刘元塘驻防会理时仿造的劣货，成色仅十分之一，列为假货。关於孙中山像的银元，计有四种以上。一种是开国纪念币，一种是周板(黔军周西城在赤水所私造的中山银币，质量甚劣)，周板在我市常有发现，多予拒收。与周板情况相同，尚有川军罗泽州在合川私造的合川板，在我市亦偶有发现。帆船板实际上是1935年蒋介石势力入川后才大量从南京运来，抗战后更大量流行。帆船板亦有两种，在1949年 “银元券”发行前所铸造的俗呼老帆船，与银元券同时发行的叫新帆船。

至於川板银元，一元币在1927年一度停铸。后因半圆板滥发，后大小军阀更在防区滥造，造成币制十分混乱，民怨沸腾，邓锡侯乃又重铸大洋，但成色更不如民初所铸(称为新火川板)。

以上银币在我市均先后使用过。所庆幸的是成都及各防区所遗各种杂板(包括所谓新火半圆厂板)，在我市很少流行，因而受害较成都一带较小。只是角洋(在我市以广东二毫为多)与大洋换算时要一元二角始能换得一元。

四、关于军券的使用

在四川发行的军券远不止民国二年所发行的四川军用票一种。其他尚有1915年陈宦入川，为收回已贬值之军用票而向中国银行借款发行之兑换券(俗呼川中券)，并由浚川源银行发行浚川券。1916年护国军人川带有云南中国银行之兑换券(滇中券)，其后戴戢入川，又大肆发行此项滇中券。1923年，熊克武、刘成勋联合令饬成立成都官银号，并由刘成勋签署发行之官银号券(官银票)等多种。以上均属於军用券性质。其中大汉军政府1912年元月发行300万元，四月与重庆蜀军政府合并后又继续发行，实际发行在1500万元以上。因军政府与本市盐务稽核所商定，可用军用票抵缴三成盐税，又因军用票无储备保证，币值在成都及各地日渐下跌，故多流向本市地区，以致本市成为军用票之投机市场。后来的浚川券、川中券，又系为收兑军用票而发行。军用票除经盐务稽核所收足300万元销毁外，其余均不断下跌，影响浚川券与川中券亦继续下跌。本市地区各商家、市民所握此类券币较他处为多，故受害最重，最后终成废纸。四川，连同后来的官银票在内，据计算，先后共计发行2800万元以上，经由不断下跌及先后以五折收回外，尚有数百万元，分文不值留在民间，川民损失在1500万元以上。本市即因初期可抵缴三成盐税，故券纸流集於此特多，商号因此倒闭多家，负责者被迫而自杀非止一人、影响於本市金融市场及人民生活最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