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十大考古参评项目之一

02-08

01 发掘单位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02 项目负责人

赵益超

临淄赵家徐姚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晏婴路以南，庄岳路以东。遗址北距齐国故城约5千米，东距后李遗址约4.2千米，南距淄河约1.2千米（图1）。

图1 临淄赵家徐姚遗址位置图

该遗址是在墓葬发掘过程中发现的，墓地主体为战国~汉代墓葬，共有墓葬1300余座，墓葬深度普遍6~10米。在清理墓葬过程中，以墓壁剖面的数层红烧土为线索，进行了大面积的解剖、发掘及同步的整理研究（图2）。

图2 遗址从西北向东南方向侧视图

在此过程中，在⑧~⑬层发现了大面积树木燃烧类遗迹，在⑩层发现旧新石器文化过渡阶段的人类遗存、出土早期人类遗物1000余件。

一、遗址的地层序列及所在的地貌环境

遗址的地层序列，自上而下依次为近现代耕土层（①）、汉代至宋元文化层（②）、全新世古土壤层（③）、以粉砂和黏土互层为特征的冲积扇前缘洪泛韵律沉积物（④~⑯）、带有锈斑的黄土状沉积物（⑰及以下）（图3）。

图3 赵家徐姚遗址地层序列

赵家徐姚遗址所在的临淄区属于从鲁中泰沂山地向鲁北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图4）。

图4 赵家徐姚遗址位置图高程图

发源于泰沂山地的多条河流自南向北进入鲁北冲积平原，在出山口处均有冲积扇发育。这些冲积扇相互连接，形成了泰沂山北麓沿东西方向展布的冲积扇联合体。在临淄区内，山前冲积扇和冲积扇以北的冲洪积平原构成了淄河出山后的两种主要地貌类型。综合数字高程模型、地质勘探资料和野外调查结果，冲积扇主要位于今临淄城区及其西南侧，范围自基岩山地向北至南马坊、李官庄一带；冲洪积平原则以此为南界继续向北延展。今天的淄河从刘家终村出山，自临淄城区南侧和东南侧流经后，转而向北，以深切河谷的形式镶嵌于前述两种地貌类型中，并在河谷内发育有河漫滩和两级阶地。赵家徐姚遗址即位于淄河山前冲积扇前缘，淄河下切后形成的冲积扇台地上；东南距今天的淄河河谷相去不远。

二、主要收获

（一）第⑩层发掘的人类早期遗存

此次发掘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在发掘区西侧K21第⑩层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遗址核心区域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圆形，遗址两侧有水流活动冲刷形成的浅沟(图5)。总计出土遗物1000余件，火塘3处（图6）。

图5 赵家徐姚遗物核心分布区

图6 遗物分布及红烧土分布

出土遗物以动物骨骼为主，陶片、陶塑次之，少量石制品、蚌壳制品。其中陶片标本200余件，其中可复原陶器2件（图7）。

图7 赵家徐姚遗址出土可复原陶器标本

陶片均为夹炭红陶，可辨部位有口沿、腹片、圜底，初步判断器型为圜底盆。其中口沿21件，分为方唇口沿、圆唇口沿、花边口沿。近底陶片14件；穿孔陶片5件（图8、9、10）。

图8 遗址内出土陶片口沿（花边口沿、圆唇、方唇）

图9 遗址出土陶器腹片寰底

图10 遗址出土穿孔陶片

陶片厚度约为0.7厘米。制陶工艺相对较为成熟，陶片质地均匀，器型规整，胎土夹植物茎秆，两侧抹泥，外壁磨光，属于典型的夹炭陶工艺（图11）。

图11 出土陶片微痕分析（夹植物茎秆、制作陶器工具痕、烟炱痕迹）

另见有陶塑100余件，质地细腻，经过烧制，但火候一般。陶塑形状各异，塑形较为随意，但有一定的形态（图12）。

图12 遗址出土原始陶塑

骨骼标本500余件，可以鉴定到种属或骨骼部位的标本数量为332件。遗址的动物种属包括环颈雉、梅花鹿、狍子、鼢鼠、貉等。以环颈雉鸟类和鹿类动物为主（图13、14）。

图13 遗址出土动物骨骼

图14 遗址出土动物骨骼

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骨骼以鸟类和鹿类动物为主，鸟类主要为环颈雉，鹿类动物有大型鹿、中型鹿（梅花鹿）和小型鹿三种。其中的大型鹿个体，为未成年。此外，遗址内未发现任何鹿科动物的下颌和游离齿，这说明鹿科动物可能是被屠宰后运输至本遗址。其中发现最多的鸟类肢骨大部分保留骨干部位，关节保存较差，也发现了鸟类的胸骨等躯干部位。少量哺乳动物和鸟类骨骼表面存在切割痕，和自然原因产生的刮擦痕、穿刺痕以及化学腐蚀痕迹。这说明古人类的肉食消费以鸟类和鹿类为主，环颈雉更是在生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蚌壳制品25件，其中穿孔蚌器1件，部分蚌壳上见有切割、磨损痕迹。石制品70余件，石料以石灰岩为主，少量石英，不见细石器工艺，多以权宜性工具为主，个别工具上见有砸击等使用痕迹（图15）。

图15 遗址出土蚌壳及石制品

根据遗物的平面分布状况，可以分为四个密集区域，分别位于遗址中部、东部、东南、西南部。其中遗址中部、东部、西南三处遗物密集区域均有火塘分布，以中部火塘保存最为完整。火塘内堆积为灰白色灰烬层，含有较多炭屑、烧土颗粒、碎骨屑及碎陶片。

遗址整体保存相对完整，遗址内遗物与遗迹的空间分布有一定的规律。用火遗迹周围遗物分布相对密集，骨骼与陶片连片分布、与火塘伴生，且遗物的平面分布相对离散；这说明遗址内的堆积形态为原生堆积。此外，遗址内出土遗物的磨圆度较低，没有或较少经过水流的搬运等各类活动的扰动；这充分说明了遗址的埋藏条件较好。

遗址内的文化层堆积较薄，遗址内三处火塘的厚度均较薄，厚度仅为1~3厘米，说明用火遗迹的利用强度、频率、程度不够。且遗址内没有其他生活遗迹分布，生产、生活工具也较少。这说明遗址性质为临时性活动营地。

（二）树木燃烧类遗迹

⑧~⑬层发现了大面积树木燃烧类遗迹遗址，以树桩坑和树干坑堆积为主，共发掘树桩烧坑14处，树干6处（图16）。

图16 发掘区其他层位发掘燃烧树桩坑及树干堆积

以K21东侧树桩H20与树干H18为例。树桩H20位于树干H18西南侧，直径约0.8米，深度约为1.4米，斜壁圜底，树坑底部见有钙化树根，坑内填土黄褐色粉沙质淤积土。树干H18南北（树干长度）长约7.8米，东西宽（树干直径）约0.52~0.72米。H18呈夹角较大的“>”型，树干中段及南段呈西南—东北向，北段呈东南—西北向。树干整体经过充分燃烧，坑内填土黄褐色粉沙质淤积土，坑壁及坑底形成红色烧结面，附着大量钙化物，局部掺杂有白色、灰色粉末状物质。树桩H20与树干H18为成组遗迹，树桩H20向北倾倒形成H18。

在发掘区东部分布一处面积约150平方米，厚约5~45厘米的烧土集中分布区域K35（图17）。

图17 发掘区其他区域红烧土堆积

整体保存状况较好，西南部整体保存较为完整，西北侧被早期河道打破，东北部被4座汉墓打破。此处烧土堆积分布密集，整体呈坡状堆积、南高北低，中间厚两端薄，局部凹凸不平。烧土堆积较厚的区域可以分为三层，上层为红黄色烧土、掺杂灰白色灰烬，中层为黄色烧土，下层为黑灰色灰烬层。烧土中含有大量料姜石，在中层黄色烧土与下层黑灰色灰烬层交界处更为密集。根据平面发掘与局部解剖，初步推测此处的烧土堆积面貌的形成过程如下。此处地势属于低洼坡地，经过自然或人为原因富集了较多草本及少量木本植被，经过多次燃烧后，或经过少量的扰动，并原地埋藏，西北部被早期河道冲刷或破坏。

三、初步认识

赵家徐姚遗址是山东乃至全国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大考古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该遗址通过对地层剖面的系统研究，初步建立鲁北地区地层编年体系，为古环境复原提供重要依据。

通过对遗址内地层剖面的系统研究及初步测年，基本明确遗址内上层①~③层对应全新世的地层堆积，第⑰层的风成黄土堆积顶部古土壤层与博林（BA）暖期相对应。④~⑯层的砂黏互层（韵律层）的年代范围应为1~1.5万年，与末次冰期气候波动的冷暖周期相互关联。为建立鲁北地区地层编年体系及当时古环境的复原提供重要依据。

（二）遗址年代关键，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

该遗址⑩层出土的动物骨骼及陶片的C14测年数据均为1.32万年，年代明确，十分关键。遗址年代上承凤凰岭，下接扁扁洞，为认识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山东地区旧新石器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为理解中华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材料，为研究一万年人类文明起源史提供了标本。

（三）该遗址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片年代最早的遗址之一；遗址内出土遗物数量十分丰富，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之一，是国内史前考古的重要突破。

赵家徐姚遗址共出土遗物1000余件，用火遗迹3处。其中动物骨骼标本500余件，陶片标本200余件，陶塑制品100余件。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片年代最早的遗址之一，也是整个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之一，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突破。

（四）制陶工艺成熟，对早期陶器起源研究影响深远。

赵家徐姚遗址的制陶工艺相对成熟，属于典型的夹炭陶工艺，胎土夹植物茎秆，两侧抹泥，外壁磨光，个别陶片见有穿孔痕迹。整体厚度较薄，厚度基本为0.7厘米左右，质地均匀，器型规整。与其他早期遗址出土的夹砂陶形成鲜明对比。先进的制陶工艺反映出当时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远比此前认知的程度更高，该地区可能存在更为原始的陶器起源阶段，需要更多田野工作和细致研究支撑。

（五）遗址保存相对完整，遗址性质明确，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和该阶段的人类生业模式有重要的意义。

遗址内出土的大量的陶片体现出东亚新旧石器过渡特点—陶器的普遍应用降低了人口的流动性，与细石器代表的较高流动性的狩猎采集的生活模式存在差别。遗址所体现出的带有大型陶器进行人口流动的生活策略是一种有创造性的生活与文化方式。同时，相对成熟的陶器制作技术可能与农业生产以及人类生业模式关系紧密。同时，遗址内出土动物骨骼年龄整体较小，陶器经过修补，也说明人们对生活资源的利用程度较高，可能面临较大的生业压力。总体来说，遗址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结构相对复杂，这些都极大的丰富了对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阶段中人类生业模式变化的认知。

（六）烧土堆积的发掘与研究扩充了考古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民族学研究表明，狩猎者、采集者和农耕者将火用作工具对周围环境进行改造实现景观管理目标的行为较为普遍。其目标一般包括但不限于：直接获取猎物；减少获取猎物时的阻碍和危险；减少特定植物的资源竞争以获取特定植物资源；更新超过盛果期的植物；烧荒以用于刀耕火种等。

由于遗址内火的出现频率很高，而且与黏土层的关联度极高，指示我们这些火与人类活动关联的可能性较高，或许与当时人获取特定资源、景观管理有一定关联，若能确证，该发现就会为理解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人类活动、新技术运用、生态位构建及景观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和材料。

编辑 |张小筑实习编辑 | 黄雪芮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