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并非满族语言，粤语和客家话也非古代汉语的活化石

在网上可以看到有些文章在鼓吹普通话是“满式汉语”，其中有一篇题为《普通话是北京话吗？》，洋洋洒洒、长篇大论，从过去到现在，似乎是颇有点论据，可惜仔细看去，却没有什么可以站得住脚的。

不过，既然有这样唬人的文章存在，不得不予以辨明。

其中心意思可以归纳为：普通话是满清时的官话，所以必然受到满语在语音上的影响，是一种蹩脚的汉语。怎么个蹩脚法呢？一是满人学汉语时丢掉了入声，二是在汉语中增加了zh,ch,sh,ri卷舌音。

这都是随便捏出来的，是站不住的。先谈和入声字有关的问题。

汉语中的入声实质上就是以-k,-t,-p嘴形运动为结尾的字。满语中有以辅音字母结尾的音节吗？如果没有，那么在他们学汉语时，很可能不习惯这种发音；如果有，在学入声发音时，可能未必准确，但绝不会发不出来，至少应该比现代北方人学入声更易入门和更习惯。

老夫不懂满语，只好查找，在网上找到《满语单词学习》，看其中单词，其中确有不少以辅音为音节结尾的字，随便举几个例子：

sikse/昨天

labdu/多

sembi/说

如果网友有兴趣，可以上网查询。不知道满语发音时上述的“k、b、m”是否发音很短促，但可以推论，绝不可拖长音，否则就会和有元音的音节相混。如果满人学汉语学的不好，带来了满语的影响，正应该在他们学到的汉语中，出现一些像满语那样以辅音结尾的音节才对，或把一些本有元音的音节发的好象只有辅音一般，例如把三音节的“独木桥”读成两音节的“独m桥”，吞掉一个元音（陈佩斯的卖羊肉串小品中，装维吾尔族人说话，就有这类发音），而不应该把本来应该发出的辅音结尾丢掉。而维吾尔语正是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同属阿尔泰语系，跟满语发音机理接近的蒙古语中，大多数辅音都可以处在音节尾，所以，依同样推论，入声的消失也不应归于蒙古人对中原的统治。

认为满族人学不好汉语而使入声消亡有一大逻辑矛盾，这就是在北方汉语方言区（晋语除外）中入声皆已消失，怎么能想象满族的贵族们去劝说陕甘高原、云贵山区以及中原的穷乡僻壤的人们放弃入声发音的！

北方汉语入声的退化是早在九百几一千多年以前的时间中逐渐发生的，和满族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从总体上说，入声调是在逐步消亡着。粤语及客家话、福建闽南语和客家语中确实较好地保存了古代入声韵尾-p,-t,-k，而同属闽南语的广东汕头话只保留了-k，闽东福州话简化成喉塞音-?，吴语也简化为-？，湘语和闽北语只有-m，有入声韵而没入声韵尾。由此可见，在汉语中入声的消亡是有个过程：先是三套韵尾-p,-t,-k，退化到只有一种韵尾，如-k或-m，然后只剩下喉塞音-?或几个没有入声韵尾的音调，最后消亡，并入平上去声调中去。这是汉语语音自身的演化，是汉人自己发展自己的语言，不要总想在外部因素中找麻烦。

下面讲和zh,ch,sh,ri卷舌音有关的问题。为什么北方汉语方言中出现这几个音，这是一个极难说清楚的问题，就和俄语中读p时为何发颤音，德语中发r时为何要让小舌头颤动，日语中为什么r、l不分等等类似，只能承认不能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不过，这几个卷舌音和满语有没有关系却是可加以说明。

如果，这几个音出现确实是因满族人或满语的影响，那么在他们影响较大的地方或方言，这几个音应该和zcs分的很清楚，或在发zcs时常发成zhchsh。大家知道，东北是受满族影响较大的地区，而在辽宁、吉林不少地区的人们在早年恰把zhchsh发成zcs。在电视上播对东北某些较偏僻地区的中年以上的人的采访时，仍可听到这类把吃饭说成“呲饭”，把老师说成“老厮”。当这里的人们知道自己的发音缺点时，为了改进，又矫枉过正，把一些本该发zcs发成zhchsh，如把小翠说成小吹（去声）。于是，即使不是偏僻地区的老年人，东北人也有把这两类音搞混的现象。

此外，网上有讲满语知识的文章说，在满语中ssh是不分的。又怎么能到中原后在汉语中的s之外再创一个sh音？

由此可知，说满族人偏爱zhchshri，并把它带入普通话，是没有道理的。

普通话绝非“满式汉语”！那么是一种什么语言？是什么人的语言？先讲一段经历。

1955年我从外地来北京大学学习，感觉到周围的人多能说北京话（当时还不流行普通话这个词），但没有一个人说着象《龙鬚沟》或《骆驼祥子》电影中那种京腔，问从北京的中学考来的同学，他们说，要想听真正的北京腔，胡同里的老人们那里可听到，最好到前门外蹬三轮的那里去，那里集中。当时北大的多数教师和同学，说的就是普通话，由有些人的发音中你可能猜出他大概是哪里人，但是，他们的发音和声调却也不易找出错误。

总而言之，普通语和满语无关。一些满族人，如曹雪芹、文康、老舍等对于汉语小说都有过很大贡献，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满语对于普通话语音有什么大影响，特别在入声消失及卷舌音方面更不可能有影响。

所谓粤语及客家话，又称白话，是流行于广东中西部、广西东部、港澳及大量海外华人之中的汉语方言群体，以广州话为代表。

粤语及客家话颇有其特色。近些年来，广府人致富发家，一些北方人也以会说几句自以为带点广味的南腔北调为荣，粤语及客家话的价值也就不断飙升。

于是就有了宣称粤语及客家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只有粤语及客家话才是正宗的古中原汉语之类的观点在网上流传，还有称普通话是“满清汉语”，这就属于“狗噏”之类了。

广州绝无产生语言化石的地理环境。只有在自身相当稳定，没有外来的大干扰的地方，才可能产生化石。很久以来，广州就是最重要的通外的商埠之一，人来人往，不断带入各种影响，怎能成为化石？

广州话应该是吸收外来语最多的方言。比如衬衫叫恤（出于英语shirt)，恤本表示救济，这又产生了新意。其实，衬衫一词古已有之，宋朝时孟元老写的《东京梦华录》就说到穿在里面的内衣称衬衫。还有“球”字已经有很长历史，不过古代写作“毬”，在广州话中球被称作波（出于英语ball)。这能叫活化石吗？

其实，吸取外来语对于广州话来说，也不奇怪，从根子上说，粤语及客家话就是一种混合的语言。先秦时岭南的原住民被称为俚僚、西瓯、骆越等，人数不少。秦始皇帝曾派大军南征，受到猛烈抵抗，据《淮南子.十五》中说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即三年中都不得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主将阵亡，再派任嚣、赵佗等率军支援，多年惨烈血战，才得征服。由此可推论，当时岭南的越人至少也有上百万，否则不可能和几十万训练有素的秦军对抗。

赵佗曾利用秦亡的机会建立了南越国。出生于燕赵的赵佗的发式习惯竟也越化了，在会见汉朝使者时，不带冠，头发结成椎形发髻，屈张着腿脚坐着（“魋结箕踞”见《史记》），可见越人的人口比例一定相当大，其影响力很强。后来中原人陆续移入，再加上当时文化上的优势，汉语逐渐成为主要语言，但是越人的影响绝不可忽略。

常用字“这”在广州话中发音yi/li/ni/lei/nei，这是由越人那里引入的。中古汉语中已有“这”这个词，如唐诗中有“这回应见雪中人”（卢同诗，见《全唐诗六.七.三八九》）。在宋朝通俗小说中这个字用得就更多了。还有，在广州话中，“哪”的发音bin，“不”的发音m，都是古越语的影响结果。这些字都是最常用字，可见越人影响之强。

在汉语中修饰成分在中心词之前，如公鸡、母鸡、客人等。古汉语中也是这样，如在《左传》中提到雄鸡，《尚书》中提到牝鸡等。而在粤语及客家话吴语闽语等南方汉语中存在着大量修饰词在后的情况，如鸡公、鸡婆、人客之类，这是古越语的影响的遗存。

广府人在语言上很有创造力。大量的新词，如八卦、生猛、拥趸、埋单、跳槽等，已经传入北方。可以推想，古代的广府人也不会是只会墨守成规，在有新事物或出现新环境时，就可能创新。在粤语及客家话中有不少让人感到莫明其妙，不知源于哪里的字词，只能看作是广府人的创造。

广州话中“钱袋”被称作“银包”，这也有些古气，不过，在明朝之前，人们是不以银子为货币的，所以，这个词只能是明清以后才可能出现。这就是说，这不是中原的古语，是那时的广府人自己创造的。粤语及客家话中看起来很古的语言，确有很早的，但也有是近古时期才有的。

可以说，粤语及客家话是名副其实的大杂烩，是古汉语、普通话、其他汉语方言、古越语、外来语（英语为主）以及广府人自己的创造物的大杂烩。当然，其语法结构及基本词汇和汉语其它各方言是相同的，是汉语的方言之一。

不论是引入、混合，还是创新，对于一种语言来说都不是坏事，而一潭死水对语言的影响才是致命的。然而只有一潭死水才适合于化石的生成。

广州话中确实有些相当古老的词。例如“走”在古代是“跑”意思，这在广州话中还在使用着，这种例子还不少，此处不再一一列举。不过，以此为理由称广州话是活化石，其理由上不充分的。活化石应是指其整体，而不是个别部分。在汉语其它方言中也保存着字或词的古代用法。

例如在陕西关中方言中，把“吃”叫“咥”（音die)，实际上是真正的古语，在《易经.履》中有“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的说法。三千年前的词现在还在使用，真叫人惊奇。

在西南官话区，称老年人为“老者”，真有古韵味；还有，说“可以”是“很好”的意思，当四川人以此语称赞什么时，易引起外地人误解。在东晋南北朝时“可”字就是用来称赞人的。在周处除三害故事中，陆云劝他从善时说：“...况君前途尚可。”（见《世说新语》十五）显然是说他前途很好，而不是说他将来还可以勉强混下去。在《世说新语》中还有三处用“可”来称赞的例子。

在各方言中，都可以找到古代汉语的遗孑。就是连保存古语相对较少的普通话中，也有很多像“雄鸡”这样从先秦开始，“衬衫”这样从宋代就开始用的词。

粤语及客家话中保留不少古汉语词，这是确实的，不过，粤语及客家话大概不能成为保存古汉语的冠军，因为还有其他汉语方言。

广州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其语音较好地保存古代的入声及平声中以m结尾的音。这就使得以广州话来读唐诗时有时较以北方汉语读更合辙压韵。要从头把这讲清楚，还得相当篇幅，下次再写。

广州话绝不等于古汉语的活化石，广州话中“诗”“丝”不分，“分”“昏”不分，古汉话是分清的。有些人在网上正在传播似乎广州话就是真正古汉语的论调。普通话当然不是古汉语，这是常识，这就和广州话不是古汉语一样。

真正的古汉语化石存不存在？闽语客家语和粤语及客家话，都保存了不少古汉语之遗孑，但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变异。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方言和古汉语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否则，它们之间的差别不应该大到相互之间不能通话交流。

广州、厦门或是福州这样人来人往的重地，还有一些南北交通要道上的地方，都不可能保持语言活化石。在交通极不方便的大山里，例如在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山西的，也许能找到受外界影响较少，和别种语言混合很少的的语言，也许可能体现为古代某个时期的汉语的活化石。

这样说并没有低看粤语及客家话的意思。粤语及客家话是极具活力的语群，同时又保存一些古代汉语的要素，入声就是其中之一。在几大汉语方言群体中，客家语、闽语和粤语及客家话等都较好地保存了入声，这对于古汉语的了解和研究是有极大帮助的。当然，这不是说广州话真正保持了古汉语的声调，按隋唐时的韵书，汉语有四个声调，平上去入，而现代广州话有六个舒声韵加三个入声韵。北方方言把入声字化入其它几个声调中，而广州话把原有的四个声调化分，应该说都对古汉语的发展。就此而言，当然不能说广州话保存了入声就是古汉语的活化石。

当然从音韵上讲，闽语、粤语及客家话、客家语保存古汉语的东西确实更多一些，所以，读起古诗更合辙一些。

有一个谬论：北方方言中入声的消失是在某北方外族的影响下发生的。肯定不是这样，入声的消失是在汉族人自己发展自己的语言中逐渐实现的。为此需要从头说起。

如众所周知，北方方言中除了元音外，只有两个辅音n,N（在拼音方案中以ng表示）可能处于一个音节的结尾，而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中音节多可以用辅音结尾，例如英语中的dog,bit之类。不过在古汉语中，曾有过以n,N,m,k,t,p结尾读音的字。按记载，以k,t,p结尾读音的字的发音相当短促，这是必然的，否则就可会被误听成两个音，这就是入声。随着语言的演变，入声的这三个辅音，可能短促到只出现一个口型，并不真正发音，进一步还可能只是发音短促而已，不再体现三个不同的辅音的存在了。

在唐代编写的韵书中，入声分三十多韵，k,t,p结尾的字被分别列于不同的韵部，宋代编的平水韵中，入声压缩为十九韵，k,t,p结尾的字仍被分在不同韵。m属鼻音，以此结尾的字分别被列入平上去诸声部一些韵中。

不过，即使在唐代，也不是全国人的语音都这样。例如，晚唐诗人胡曾的《戏妻族语不正》（《全唐诗12.8.870》）是非常有趣的：

呼十却是石，唤针将作真；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

讲北方汉语的人可能无法理解此诗，在北方汉语中，十石，真针，阴因都同音，而唐朝时的正音，针、因是m尾，真、阴是n尾。十、石都是入声，但十是辑韵（p尾），十是陌韵（k尾）。可见当时胡曾的妻族已经把m尾的鼻音和n尾的鼻音混同了。入声字中p、k、t不同结尾也已经混同了。胡曾是湖南邵阳人，他的妻族是哪里人就不清楚了。可以肯定，当时某些方言中，入声的特点已经开始退化。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吴语及湘语的发音中，m尾音消失，入声内部无区别，只是自成一调，恰有胡曾妻族发音的特点。

在宋代，写词是为了唱的，所以，不能和口语相违背。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等大词家的押入声韵的词（如念奴娇、浪淘沙慢、忆秦娥等）中都有不同的入声韵部的字混押、k,t,p混押的现象。这时，胡曾妻族的发音也就不会受到讥笑了。也就是说，中原绝大部分地区（以及南宋中心地区）口语中入声内部可能部分同化了。这样的大文人写词时必定还要考虑韵书的规定，一般老百姓说话，可能更自由一些。

元代江西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为了演唱北曲编写的。在此韵书中，已经把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中间。演唱戏曲是为一般平民观赏的，不能和口语相差太多的，由此可以推论，当时北方方言中入声很可能已经溶入其它三声中。

由此可知，入声在北方方言中的退化及消失，从胡曾的年代（870年前后）至出版《中原音韵》的1324年约四百多年，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也许有人会说，在元代出现了这样的韵书，可说明这是受蒙古人强烈影响出现的，这样说是不对的。在当时蒙古人编的《蒙古字韵》，是用蒙古八思巴字母拼写汉字，用以指导蒙古人说汉语，入声调在其中标的清楚。可见，入声在北方消亡，并非蒙古人之过。

就全世界上而言，象北方汉语方言（还可能有些受过汉语强烈影响的语言），大多数辅音都不能出现在音节尾的语言是极少的。北方各外族语言多属阿尔泰语族，其语言中辅音出现在音节尾是个正常现象，所以，对于入声这种辅音出在音节尾的现象是应该能认同的。

入声在北方汉语中消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恕老夫孤陋寡闻，未见有人对此作过解释。在此，姑妄猜之。

喜好拖长声的说话习惯和必须发音短促的入声字是有点矛盾的。九世纪至十四世纪的北方汉人都愿意拖长声？没有这样的证据，也看不出有这样的道理。可能的解释之一是，如果说话的对方对自己所说的话听起来有困难，不能不说得慢一些，这样，就有可能和拖长声有着类似的效果。

从九至十四世纪，只有北宋时期的北方才是和平的，晚唐、五代、辽、金、元战争年代甚多。人们不得不常常背井离乡躲避战乱，操不同汉语方言的人们有可能无序地混居在起。为了相互交流，就可能不得不把话说得慢一些，于是，入声就可能发的不那么短促，失去了其固有特点，几百年如此，入声就被磨没了。此外，外族语言的传入，双音节词语可能也更受欢迎，这可能是北方汉语方言中单音节词比南方汉语方言退化的快的原因之一吧。

这纯是一种猜测，如那们网友有更合理的解释，欢迎指正。

为什么南方汉语方言较好地保存了入声，这也可能和南方所经历的惨烈的战争要少的多，持续的时间也短，被迫背井离乡的事情少一些有关。虽然北方汉人还在不断的南移，但是，无序的混合移民可能要少的多。

此外还有一点，也许应该提及，对粤语及客家话有着强烈影响的百越及其后裔的语言中，也多有辅音处于音节尾的现象，他们应该很容易就能学习并西关入声字发音。例如壮语、黎语的辅音韵尾中就有m,k,t,p等，泰语、越南语也是这样。这就为入声字的保留提供了好的条件。

任何一种汉语方言所保留的古汉语的遗孑都是十分可贵的，是值得认真下大功夫研究的。保护这些语言，不至于消亡，也是重要的课题。

粤语及客家话以及其它所有汉语方言一样，都是我们的先人们在几千年，几百年中在各自生活地区不断的改进，使之更适应当时的生活环境而发展起来的，说哪个比哪个更高是没有什么依据的，绝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乡音有感情，愿意赞自己家乡话好，是人之常情。

我们既是规则的主人，我们又是规则的奴隶。【2楼】dayoo639393[大洋网友]2009-04-2612:41举报回复

长篇累赘。作者语言发音放面理论不错，但是不了解粤语及客家话。正宗的粤语及客家话没有“波”、“恤”之类的英文词汇，那些是香港殖民文化演变流传而来的，年轻一代才会说的，老的粤语及客家话，吃“食”“呀”“迭”同意。还有很多，作者举例都是谬的。。。想听正宗粤语及客家话，估计只有70-80岁以上的老人家会说。或者粤语及客家话长片有一些。。现在外来人口太多了，说的是广东话，但是都不正宗。正宗的，好多俚语，外来人甚至年轻一代本地人都不懂了！

【3楼】dayoo639521[大洋网友]2009-04-2613:11举报回复

楼主,虽然你说:"很久以来，广州就是最重要的通外的商埠之一，人来人往，不断带入各种影响，怎能成为化石？广州话应该是吸收外来语最多的方言"

虽然粤语及客家话也受外来词语的影响,正如北方方言也受游牧民族语言的影响.但我认为两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中国的历史,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伴随着战争,屠杀(历史上中原的汉人多次被游牧民族大屠杀,有些地方几乎被杀光.或者胡人入主原后,羡慕汉文化,将自己和自己的后人汉化,或者幸存的汉人血统被胡化),所以由于军事,政治的绝对强势,游牧民族语言对中原,北方地区的语言影响是绝对性,颠覆性,根本性的.

而粤语及客家话受外来语(或其它方言)的影响不是根本性的,反而在岭南地区,粤语及客家话对于它们是强势的,是它们融入粤语及客家话,而不是它们同化粤语及客家话.而且外来语占粤语及客家话必竟是少数.所以外来语或其它方言对粤语及客家话的影响起不了根本性的转变.

请看下面一篇文:

论粤语及客家话的形成地，首先要弄清粤语及客家话从何而来。有人以为粤语及客家话来源于古百越语，这不合乎事实。粤语及客家话确实保存着某些古越语的因素，但它的主要来源，则是古代华夏的语言，即雅言。现在的粤语及客家话影响力甚广，许多电视剧都加入了不少粤语及客家话的幽默情节，如《武林外传》。

雅言的基础是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部落联盟使用的原始华夏语。到了周朝，便发展成为中原一带的民族共同语，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普通话”。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方言不同，而官方交往，文人讲学，祭祀活动，都使用雅言。孔子就说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秦朝征服“百越”之地，征发原六国的逃亡者以及赘婿、贾人到岭南作“垦卒”。这些垦卒“来自五湖四海”，互相交际必须使用雅言。但由于垦卒独自屯田，因此他们的语言只在屯内通行，并未在整个岭南地区传播。直至赵佗建亢南越国时，也采用百越土著的服饰和生活习俗，讲百越土著的语言。可见雅言并未在岭南通行，只是出现了少数面积很小的“雅言岛”。

早期粤语不在广州在广信

粤语在分布上的突出特点，是沿江分布。它以西江中部为中心，分四条渠道向东、西、南扩展。第一条渠道是西江——珠江，即沿西江向东至番禺（广州）一带。包括广西梧州和广东肇庆、佛山、广州、中山、珠海、东莞、深圳等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第二条渠道是西江——郁江，即溯西江、浔江、郁江直抵交趾郡。包括广西南宁、崇左、贵港三市及其所属大部分县。第三条渠道是北流江——南流江。包括广西玉林、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市及其所属各县。第四条渠道是南江——鉴江，即溯南江而上，越过云开山脉到鉴江流域。包括广东云浮、茂名两市及其所属郁南、罗定、信宜、高州、化州，湛江市及其所属吴川、廉江。

雅言在岭南传播，始于西汉平南越国之后。汉武帝设“交趾刺史部”监察各郡，东汉撤交趾刺史部设置交州，交趾刺史部和交州都是汉人政权，官方交际必须讲雅言。交趾刺史部和交州的治所大部分时间设在广信(今肇庆封开)，雅言就首先在广信使用。广信又是岭南早期的商贸重镇。汉武帝派使者从徐闻、合浦出发，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杂缯等购回明珠、璧琉璃、奇石等海外奇珍，经南流江——北流江和鉴江——南江两条贸易通道输入广信，再经贺江——潇水输往中原。中原传入的雅言通过商贸活动而逐步通行于这一带。

粤语及客家话

广信还是岭南早期的文化中心。东汉时期，一大批文人学者以这里为阵地，开展文化活动，设馆客授生徒。其中最突出的是经学家陈元和士燮。陈元被誉为“岭海儒宗”，晚年回广信办学，成为岭南文化的先驱者之一。上燮担任交趾郡太守40多年，还一度“董督七郡”，不少中原文人慕其名前来依附，他们来往于交趾、广信等地，以讲学为业。这些文人在传播中原汉文化时所使用的，当然是有汉字作为纪录符号的雅言。土著居民在学习汉文化和汉字之时，也就学习了雅言。这些土著居民的语言本来干差万别，互相无法通话，又没有文字，因此除了跟汉人交往时使用雅言之外，部落之间交往也不约而同地借助雅言。这么一来，雅言便成为各土著部落的共同语，就像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交往都使用雅言一样，形成双语制，在自己部落内使用自己的母语，对外交往则使用雅言。

粤语及客家话形成之初，跟中原汉语差异并不明显。到晋朝以后，先有“五胡乱华”，接下来便是长达200余年的南北分治。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对那里的文化和语言带来巨大的冲击，从周朝以来一直作为民族共同语的雅言逐渐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在这一时期，岭南地区保持较为稳定的局面，由雅言演变而成的粤语及客家话没有发生中原汉语那样的变化，一直保持着原来的音系。正如李如龙教授所说；“中古之塞擦音声母的分化，鼻音韵尾的合流，塞音韵尾的弱化和脱落、浊上归去、入派三声这些在许多方言普遍发生的变化都被粤方言拒绝了。”(《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因此，雅言在今天的北方和中原已经发展成为胡化成现代的普通话和官话，粤语及客家话却更好的继承雅言的原汁原味。（文/长乐居士，本站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