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竹刻名家张志鱼,名家为什么不仅擅长本行,还都精通别的 民间雕刻艺术家,北派竹刻开山鼻祖张志鱼传
前文已讲过(点击上方链接可阅读)。北京竹刻、竹器之风不如南方,即使有竹人的踪迹,也悉为南派一脉,有名者如清末之于子安,每年只来京数月。在北京东琉璃厂杨梅竹斜街挂单鬻(yù)刻,不久便回南方,人称“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张志鱼先生的北派竹刻崭露头角,方使当时竹雕界为之一振,京城竹风为之一兴。
竹刻家张志鱼先生治印、刻竹并无师承,只在耳濡目染、反复琢磨、勤奋练习。耳濡目染这个过程实际上非常重要,重要到有些门类可以令人达到无师自通的程度。反观现在中小学对传统文化的普及、教学,这一点做的几乎为零,绝大多数都是表面文章。
但孩子们在活动中老师一定要多照相,各种媒介一定要多宣传,服装是越来越漂亮,演出是越来越气派,但孩子们对传统文化依旧是云里雾中,蜻蜓点水,可是大家的心,却是越来越浮躁了。孩子是坐不住,家长是急着看成果,老师是完成任务,校外教育是学费一提再提,一涨再涨。
话再说回来,无师自通的事儿实际上是没有的,只不过这个“师”不是明确的某个人而已。前文已谈过“印竹双栖”一事,印源于篆籀(zhòu),所以治印必学六书,必习书法,旧时文人这两方面哪有不通的?不过个人侧重,深浅不一。明末文人介入治印之后,撇去工匠亲自捉刀,丰富了刀法,积累了实践经验,又转而进入竹刻领域,继续丰富刻竹刀法、积累刻竹经验。
治印、刻竹一类,皆属于案头工作,虽有抛光打磨,也不需要多大力气,类比家具木作,孰闻有文人敛衣伸臂亲身一试者耶?所以,治印、竹刻这两件事拿捏的妙啊,文人既不浪费自己书画之能,又不必太过劳于筋骨。张志鱼先生素有学养,又耳濡目染、细心领悟,岂有不通之理?
常言“宝剑赠与壮士,货要卖于识家”。自前文,张志鱼先生从上海回到北京,门路愈宽,事业开始好转,与各行各业的文人雅士、官宦商贾往来愈加频繁,逐渐褪去年少火气,迎来了自己的人生顶峰。
在这些朋友之中,王仁山可谓老熟人。前有庄虎臣,后有王仁山,这两位大掌柜,成就了荣宝斋的赫赫声名,在北京琉璃厂的字号中,怹们若为第二,无人敢称第一。
荣宝斋最早叫松竹斋,康熙年间就有,比美国建国时间还长。这两位大掌柜,都是精明能干,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能洞察秋毫的人物。庄虎臣在清末乱世更是鞠躬尽瘁,而继任的王仁山,对每位艺人的爱好、境遇也是了如指掌,因此,张志鱼先生与荣宝斋的合作在上海之行以前便开始了。以王仁山的独具慧眼和广交朋友的性格,焉能错过张瘦梅(张志鱼号瘦梅)这样刀法独特,性格豪爽之人。
再有,张志鱼与徐燕孙先生可称好友,素日往来颇多。徐是北京人,祖籍河北,世代在京经商,主要做与蒙古的布匹生意,家道殷实,书香传家,不仅是法学毕业,还拜师精研画理,专攻人物,为民国时期人物画里响当当的一家,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中徐的一名高徒、入室弟子任率英,便是瘦梅先生引荐、促成师生之谊的。由此可见,张、徐二老交谊匪浅。
另外,徐燕孙先生除了画作成就不俗,传道受业更是首屈一指,近现代人物画大家王叔晖、任率英、黄均、刘凌沧皆出其门下,可谓无一庸手,个个盛名,这一点,孰人能及?海上之任伯年天纵英才,不可一世,可有后传?齐白石后传不少,而谬之齐翁何止千里、万里?霜红楼主(即徐燕孙)只此一点,后生敬佩。
文/易振宇 北京民俗 / 近知北京风物,远播四海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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