琥珀工艺在抚顺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最初的老艺人早已作古,就是日伪时期学徒的老艺人也已在几年前相继辞世。如曹根生、曹显峰、吴玉清、吴玉斌、皮振鹏、宋德恒、戴明谦、张玉林、张景林、孙大旗、王士云、纪宗恒等,这些老艺人都有从事琥珀专业四十年以上的经历,他们为抚顺琥珀工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老艺人大都家境贫寒,都是当年随父辈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闯关东的人,到了十一、二岁,便要自己谋生。小小年纪就去学徒,学徒三年,吃尽了苦头。头一年,要给掌柜家打零杂,端屎端尿、洗衣服、做饭、看孩子、买东西,尽干些杂活,根本学不到手艺,待来了新徒弟,方可正式学艺。好容易熬到学徒期满,还要谢师,无偿效力一年,然后才可以到别的作坊里耍手艺挣钱。
最初在抚顺做琥珀工艺的老艺人,由于家境贫寒,自己开不起店铺,大都是为某一作坊效力,靠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那时艺人们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不但要受掌柜的气,还要受当地警察、宪兵和当地税务等人的气,有时警察带来一个朋友,点名要琥珀烟嘴或项链,原料要上乘的,工期要快,不但分文不给,还要笑脸相迎,恭恭敬敬地奉送。
这还不说,艺人们还要承担起修工事、筑碉堡等工程。日伪时期,日寇在抚顺不但掠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还在抚顺建起了电力、制钢、机械、炼油、化工等工业企业,侵略者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把加强军事防御作为掠夺资源的重要保障,抓民工、出劳役、修筑防御工事是常有的事。干这些工程都是白尽义务,不但要自带干粮,还要挨打受骂,什么时候工程完工后才让回家,艺人们也是吃尽了苦头。
为了加快掠夺,日本侵略者在千金寨实施了“大揭盖”采掘阴谋,他们强行将当时作为地方政治、经济、教育及商贸往来中心的千金寨彻底搬迁,把所有住宅、房屋、学校、商场、店铺一律夷为平地,以实行露天开采。“千金寨”——这个曾经繁华一时、响彻关东大地的名字,从此不复存在。在日本侵略者野蛮的侵吞下,千金寨成了一座“世界罕有、东亚第一”的人工大矿坑,也就是现在抚顺大地上横亘东西的西露天矿,这里深深印下了殖民主义者铁蹄的烙印,给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无法泯灭的伤痕。
自从千金寨实行“大揭盖”采煤后,日本人完全控制了抚顺煤炭的开采权,又在抚顺实行了“经济配给制”,中国人吃大米饭就是经济犯,抓住了就得坐牢,很多天真的孩子们为了能吃上一顿大米饭而害得家长们去坐牢。就是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抚顺琥珀和抚顺煤雕的艺人们一道,顽强地生存着,使得这两项独特的地方工艺得以延续发展。
日本人十分喜欢抚顺的琥珀和煤雕,当然绝不肯放过这两项极有价值的地方工艺品,他们将琥珀和煤雕艺人强行收拢到一起,成立了“炭精组合”,把持了生产和销售权,严禁中国人私自制作、出售琥珀和煤雕制品,就连“双合兴”也同样没有放过,不但把所有的艺人都强迫到“炭精组合”去做工,就连作为掌柜的赵景霖也没有幸免,赵景霖据理与日本人争辩,不但毫无结果,还被日本人打了几个嘴巴,后来含愤郁郁辞世。
日本人垄断了琥珀、煤雕的生产和销售权以后,把艺人们集中到抚顺南站南面的大红楼里干活,又在繁华的中央路修建了一处与大红楼隔路相望的面积宽敞、设施讲究的门市房,也就是现在抚顺大酒店的位置上。这是日本人垄断了抚顺琥珀与煤雕的生产和销售权以后,在抚顺建立起来的专门经销琥珀和煤雕的专卖店。
当时的伪满洲国成立后,除了在抚顺驻扎的日本军队、日本侨民、日本商人以及各种身份的日本人以外,从日本国内来抚顺旅游的人也是络绎不绝,随时都有商人、学生、军人还有各种旅游团体,他们争相购买抚顺的琥珀和煤精制品,或是自己收藏,或是带回国内送给亲友,带有琥珀昆虫的装饰品,更是他们不计较价格的抢手货。而辛辛苦苦的艺人们,只能挣到几个有数的养命钱。
那时抚顺的琥珀工艺品同抚顺的煤精雕刻艺术品一道,通过日本人的手,卖到了日本、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地方。
1945年,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先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在苏德战场上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中也取得了辉煌战果。日本天皇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那个日子——1945年8月15日。
“八、一五”光复后,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解放前夕,社会局势更加动荡不安,粮价飞涨,各种物质奇缺,人们都为吃不上饭而发愁,琥珀产品无人问津,琥珀艺人们有的回老家,有的下井采煤,有的去做苦力。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琥珀工艺制作,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下,从抚顺大地上消失了。抚顺的煤精雕刻,也同样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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