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骏深度解析：机制币的珍贵之处
耿爱德旧藏中外通宝关平壹两
作为中国近代机制币的名珍之一，这套钱币有五种面值，分别为壹两、五钱、二钱、一钱和五分。
壹两（Goodman旧藏，PCGS）
五钱（PCGS）
二钱（北京诚轩）
一钱（PCGS）
五分（Kuenker）
这一套钱币的出处究竟如何，历来论者众多，留下了各式各样的说法。无论中外对这套钱币的认知难免都有些混乱。
以执中国机制币第三方评级牛耳的PCGS为例，五个面值居然标注为了三种不同的年份。
今天让我们结合时代背景和相关原始档案深度解析这套钱币的来龙去脉。
背景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清政府不得不签订《天津条约》，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在1853年黑船来航的背景下，倍受压力的日本江户幕府也在1858年与欧美各国进一步签订了《安政条约》增开通商口岸。
罗便臣（英国国家肖像馆）
位于铜锣湾的香港造币厂（香港艺术馆）
在此背景下，1863年港督罗便臣提议在香港设立造币厂。在他描绘的远景中，未来香港造币厂制造的银币不仅仅供应香港使用，更希望推广成为中国和日本各通商口岸的通用货币，以减少英国在亚洲贸易中对美洲银币的依赖。
在罗便臣的计划中，建立造币厂的费用由香港殖民地自行承担。造币厂负责将银料铸造为带有维多利亚女王肖像的银币，同时收取一定的费用以覆盖造币所需的成本。
托马斯·格雷厄姆（英国国家肖像馆）
香港造币厂外观设计图（香港艺术馆）
1863年9月，英国皇家造币厂厂长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聘请了曾在皇家造币厂担任绘图员的亚瑟·金达（Arthur Kinder）为香港造币厂的规划绘制图纸。得知格雷厄姆和罗便臣正在为香港造币厂厂长寻找人选之后，亚瑟·金达推荐了他的兄长托马斯·威廉·金达（Thomas William Kinder，Kinder港译“乾打”，日译“キンドル”，根据其子在中国长期担任铁路工程师的惯用译名译为“金达”），1863年11月23日托马斯·威廉·金达正式被任命为香港造币厂厂长。
托马斯·威廉·金达（P. A. Crush）
被任命为香港造币厂厂长时，托马斯·威廉·金达46岁。从职业生涯的履历来看，除了军人经历之外，作为机械工程师此前大部分是在铁路领域的工作经验。在得到任命时他并没有任何钱币生产领域的实际经验，而且是处于事实上的失业状态。这个选择也为后续香港造币厂的失败打下了伏笔。
香港造币厂整个项目堪称一场灾难。中标钱币压印机的詹姆斯·瓦特公司（James Watt & Co.）提供的设备性能不佳，皇家造币厂提供的母模也有所延迟，让香港造币厂正式开业的时间推迟到了1866年5月7日。然后又是接二连三的技术问题，第一枚银币是开业后又过了一周才造出来的……到9月好不容易整个生产线投入运行时，因为过热的问题，使得造币厂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的产能。
原本造币厂以开业之初头两个月免收加工费的政策吸引商人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银料，可是产能问题导致银料在造币厂滞留的时间过长，而商人们难以接受资金被如此长期占用，反过来大幅降低了他们提供银料的热情。没有足够的加工费收入覆盖成本，入不敷出的造币厂成为香港殖民地的巨大负担。
麦当奴（南澳州立图书馆）
阿礼国（英国国家肖像馆）
面对香港造币厂的烂摊子，1866年3月刚刚接任的接盘侠新任港督麦当奴（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考虑的方向是争取获得清政府的造币订单。他在8月和11月两次致信驻北京的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寄去了若干新香港银币的样品，探询为清政府制造钱币的可能性。尽管恭亲王和总理衙门不反对接受新的香港银币与墨西哥银元同样作为支付关税的货币，但是他们对引入机器造币并没有给出正面的回应。
纹银壹两（Baldwin）
可能是考虑以中国通行的“两”单位制造银币更容易获得认可，1866年底或者1867年初试造了最初的纹银壹两银币。
上海壹两射线版（北京诚轩）
上海壹两无射线版（北京诚轩）
显然是觉得带有维多利亚女王头像的纹银壹两银币并不足以打动清政府，在麦当奴多番催促之下，金达重新设计了上海壹两银币，1867年3月完成正面模具并将铅样呈交给麦当奴。5月时11枚率先完成的上海壹两银币被送往北京的阿礼国处尝试向清政府推销，但是并未收到任何回音。
眼看着阿礼国靠不住，晚些时候金达带着试造的上海壹两和其他样币亲身前往上海和东京，尝试寻找方向。
1980年代初，李察伟德（Richard N. J. Wright）在英国公共档案办公室（Public Record Office）位于伦敦邱区的档案库中找到了一份1867年10月22日麦当奴写给阿礼国催问进展的信件，随信附上了金达1867年10月19日写给麦当奴的出差报告，金达在报告中写道：
对于第二个问题，威妥玛先生认为，包括样币上的上海两在内，任何本地平法在流通上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新钱币应采用海关两。其设计和标准应得到中华帝国政府的批准和承认。十进制辅币由五钱、二钱、一钱和五分组成，采用与香港辅币类似的80%含银量标准，以便为中华帝国政府在引进它们时保留利润空间，并用以支付香港政府的铸币费用。
关于第三个问题，威妥玛先生（咨询了一些中国知名人士后）推荐的设计如下：
铭文为“同治年铸”，吊袜带中有两条类似中国金牌的小龙。
铭文为“中华通宝”，中心文字表示面值，即“壹两”。
辅币除表示面值的如下中心文字外设计完全相同：
五钱 二钱 一钱 五分
作为防伪的最佳手段所有钱币均需采用齿边。
注：正背面设计图为李察伟德仿绘，与原物显非完全一致，但是主要构成要素与文字描述一致，当无偏差。
11月阿礼国复信明言清政府并无引入任何形式机制银币的打算，彻底打消了香港方面向清政府推销的期望，也间接推动麦当奴下定决心关闭香港造币厂。1868年2月决议于当年4月25日正式关闭造币厂，为仅仅存在了短短2年的香港造币厂画上了句号。
威妥玛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是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人中著名的“中国通”。他精通中文，1867年出版了《语言自迩集》（北京官话口语教材）、《文件自迩集》（书面语教材）、《汉字习写法》（汉字书写教材）。在这套汉语教材中威妥玛创造的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法后续被继承发展成为早期的汉语拼音标准方案，被称为“威妥玛拼音”或者“威式拼音”。
职业生涯上，他是相当成功的外交官员。担任驻上海副领事期间，1854年因小刀会起事英美法三国趁机接管上海海关，他获委派成为首任代表英国的税务司。1864年6月他曾经接替英国公使卜鲁斯担任临时代办，直到1865年底他的老上司阿礼国公使到任。后续1869年又接替阿礼国担任临时代办，并于1871年正式被委任为英国驻北京公使，到1882年才卸任。
他在上海任职时就与同为“中国通”的赫德相识。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并移驻北京之后，两人之间多有交流。1865年10月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交了《局外旁观论》，第二年3月威妥玛也写了《新议略论》提交给总理衙门。两人立场虽然略有差别，推动清政府新政的思路相近，这两篇“中国通”以地道汉语写就的文章客观上成为清政府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手之一。
从上海壹两到威妥玛设计稿
从金达报告里威妥玛提及“样币上的上海两”来看，威妥玛显然看过金达带去的上海壹两样币，他所提议的新钱币设计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上海壹两的设计变换而来。
正面对比
背面对比
新设计完全放弃了原上海壹两背面英国色彩浓重的嘉德勋章、英文面值、香港地名和阿拉伯数字年份，两面都是基于上海壹两正面内外两层式设计。正面将“上海”改为“中华”，符合威妥玛建议中不要局限于一地的设想，“通宝”二字和钱文排列顺序显然是来自于中国制钱。“壹两”两字则从外圈改到内圈，仍为竖排。背面外圈以“同治年铸”纪年是尊重中国以年号纪年习惯的做法，内圈保留了上海壹两类似嘉德勋章纹章中吊袜带的设计，把上海壹两不怎么接地气的龙图改换为了类似当时清朝官方颁发给外国人奖章上的双龙图案。
这一套设计图是否为威妥玛亲手所绘，根据金达的原文并不能判断。考虑到威妥玛就新钱币设计咨询过中国人的意见，也不能排除是出自威妥玛认识的中国人之手的可能性。
威妥玛就新钱币设计咨询过意见的中国人到底是谁？考虑到他在官民两方广泛的人脉关系，很难有定论。合理推想的话，能来得及在上海交给金达设计稿，威妥玛咨询的应该是当时身在上海的中国人。威妥玛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相熟，他撰写《语言自迩集》时的重要助手浙江籍文人应龙田正是由威妥玛介绍与麦都思相识，并进而结识了麦都思开设的墨海书馆的王韬等人。虽然1867年当时墨海书馆已经关闭，而王韬早先也已为避难远走香港，威妥玛咨询了早先认识的某些曾为墨海书馆工作的中国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双龙金牌
1860年代，随着为中国效力的外国人日渐增多，清政府开始逐渐模仿外国的勋奖章制度对立功者颁给奖章。目前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是1863年直隶总督崇厚为助战的英法两国人请奖而制造的金质宝星，虽然目前实物并未发现，文献记录表明金质宝星“背面作双龙形”装饰有双龙图案。
日意格的盘龙功赏二等金牌（《龙星初晖》）
身挂金牌的日意格
现存最早的实物是1864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应宁绍台道史致谔之请为宁波一带助战出力的英法两国人士请赏而颁发的金牌，其中法国人日意格获颁的盘龙功赏二等金牌有幸留存至今。这一次的金牌是史致谔负责制作，虽然可能参考了早先的样式，但是形制应该仍有区别。
葛德立的金宝星（Spink）
葛德立（哈佛燕京图书馆）
后续金宝星的形式逐渐统一，1866年两广总督瑞麟为海关的英国人雇员葛德立（William Cartwright）请奖而颁发的一等金宝星是现存实物中较早的。据认为崇厚的金宝星可能与此类似。
历次获奖者中都不乏英国人，从威妥玛英国外交官员的身份出发，他熟悉这些带有双龙图案的金质奖章并不出奇。
正面对比
背面对比
威妥玛向金达建议的钱币与中外通宝关平壹两系列钱币有很明显的相似性。正面的设计两者基本一致，背面的双龙要素也相同。同样的五种面值：壹圆、五钱、二钱、一钱、五分。同样使用了关平的单位。这表明中外通宝关平壹两系列钱币是为了争取获得清政府的造币订单而在威妥玛设计稿基础上制造的。决定制造的时间窗口当在1867年10月金达从上海返回香港之后，1868年2月香港造币厂决定关闭之前。
关平
清代银两的流通使用当中，各地有不同的平色标准。其中平法是指重量的标准，而银色是指含银量的标准。
钱币领域中，“库平”应该是最有名的，系清政府官方收支时所用的重量单位。至于威妥玛所说的上海壹两银币的上海两（Shanghai Tael），既有银色标准“规元”的含义，也常常同时具有重量标准“上海漕平”的成分。
威妥玛所说的海关两（Haiqwan Tael）又称“关平”，是当时赫德担任总税务司的中国海关收税和内部账务所用的货币单位，兼有重量单位和银色标准的成分。
关平的重量单位并没有严格的标准定义，勉强要说的话只有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四款对于关税相关重量单位的约定，“中国壹担即系壹百觔者，以英国壹百叁拾叁磅零叁分之壹为准”。按这个标准的话，关平1两等于1/12磅。
在实际使用当中，并不存在关平标准的银锭或者银币，各地海关是以关平与当地平法规定一定比例，实际收取税款都是折合当地平法收取。
赫德（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对于颇具野心的赫德来说，如果能有一种将关平标准落地的实物银币推广使用，自然有助于提升海关和他本人在货币制度方面的发言权。威妥玛很清楚赫德的这一立场，相信这也是他建议香港方面同时向阿礼国和赫德两方面争取支持的原因。如果能更早得到在总理衙门颇有影响力的赫德相助，或许香港造币厂和中国近代机制币的历史都会被改写。
皇家造币厂的模具及样币实物
中外通宝关平壹两模具（皇家造币厂）
皇家造币厂博物馆馆藏目录中的整套模具
另一个关于中外通宝关平壹两的重要证据是皇家造币厂收藏的一整套样币和相应的正背面模具。在1906年和1910年分别出版的两册皇家造币厂博物馆馆藏目录中就有相应的记录，将这些钱币和模具归类到“中国”条目下，并标注称“这些样币模具系由皇家造币厂准备”。目录的作者威廉·约翰·霍金（William John Hocking）是皇家造币厂的职员，他没有给出分类和模具出处的具体依据。
李察伟德在英国公共档案办公室的档案库中找到了皇家造币厂1885年到1889年的信件登记册，其中有这样的一条登记信息：
信件编号2282，1888年11月8日收到。由皇家海军上尉E. 金达寄出，日期为1888年10月25日，“已故金达少校的中国模具和硬币收藏”
“E. 金达”可能是香港造币厂厂长老金达的儿子欧内斯特·金达（Ernest Kinder），老金达已经于此前的1884年去世。据此来看，这些钱币和模具应该是老金达去世之后，由他的家人于1888年交给皇家造币厂的。
模具出自金达表明制作完成的模具和样币是被送到他手上的，换言之，金达是基于威妥玛建议制造中外通宝关平壹两系列钱币的推动者。但是另一方面，在没有找到霍金标注依据的情况下，皇家造币厂虽然收藏有中外通宝关平壹两系列钱币的模具，并不能直接断言这些模具是由皇家造币厂制作。
从威妥玛设计稿到修改版设计图
修改版设计图（皇家造币厂）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皇家造币厂博物馆管理员格雷厄姆·戴尔（Graham Dyer）在该厂档案中找到了一张中外通宝关平壹两的修改版设计图，并由大英博物馆币章部的乔·克力勃（Joe Cribb）披露。图上的设计介于威妥玛提供的版本与最终制作的样币之间。这件设计图的发现表明皇家造币厂确实曾经参与了中外通宝关平壹两系列钱币的制作。无论是威妥玛的设计稿还是修改版设计图，双龙图案的雕刻难度都超过了香港造币厂的能力范围，金达向格雷厄姆求助是很自然的选择。
正面比较
背面比较
与威妥玛的设计稿相比，修改版设计图将背面的“同治年铸”文字集中到了正面，并将“壹两”改为了“银壹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下方的“同治年铸”按照当时中文的一般书写习惯从右到左排列，上方的“中华通宝”却是从左向右排列的。背面将双龙图案置于外圈的同时，在中间加上了太极八卦图。
山鬼背八卦花钱（中国嘉德）
八卦对比
说到在钱币上类似使用八卦图案的情形，当时最为常见的自然是山鬼背八卦花钱。修改稿背面的八卦排列方式明显与山鬼花钱背面的八卦相似，只是艮卦的上下颠倒，与旁边的震卦成了一样的图形。要解释这个现象，最有可能的是一个并不懂八卦的人按照山鬼花钱上的形状照猫画虎描了上去，艮卦的部分可能是那枚花钱磨损严重而导致的误读。
日本明治三年一圆银币设计稿（大阪造币局）
后来金达担任厂长的大阪造币局留用了许多香港造币厂的外籍员工，从当时的日本明治三年一圆银币设计稿来看，绘制类似的设计稿应该是当时他们钱币设计工序中的一个环节。以这个标准来看威妥玛的设计稿要最终应用于模具的制造之前，应该是需要调整并加以完善的。
在1867年到1868年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在英国和香港之间的信件单程就要耗时2个月，像今天这样随随便便就能召开跨国视频会议实时交换资料加以讨论是不可想象的。对不确定性更强的威妥玛设计稿的调整涉及中文和中国元素，又无法在英国和香港之间来回反复讨论，而且金达对皇家造币厂首席雕模师伦纳德·怀恩（Leonard C. Wyon）的工作效率一向多有怨言，将威妥玛的设计落实为更加明确的修改版设计图再提供给皇家造币厂并非不合理的做法。
修改版设计图的文字书写流利，但是并没有完全遵从中文从右向左书写的习惯，八卦图形很可能是照山鬼花钱上的八卦描绘，但又因为不懂八卦而错描了艮卦的图形。这些现象集合起来，或许可以大胆猜测修改版设计图是出自于香港造币厂的本地华人工匠之手。
修改版设计图到最终定稿
正面对比
不过，神奇的是，最终定稿的中外通宝关平壹两样币并不是完全按照修改版设计图制作的。正面大体还是回到了威妥玛的设计，修改版设计图正面被采用的唯一一点是“壹两”前面所添加的“银”字。除此之外，“中华”改成“中外”可能是希望进一步宣示通行中外，添加的“关平”两字也是在威妥玛设计思路的基础上明示关平标准。
修改版设计图与镜面翻转后的样币背面
更有意思的是，样币的设计在八卦图案上也有重大的变化。把样币背面镜面翻转之后与修改版设计图比较，不难发现八卦图形的方向有所不同。八卦图形原本的形状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除了艮卦画反了之外，修改版设计图与山鬼花钱背面的八卦图形一样都是头朝内脚朝外。然而在定稿的样币上，不仅艮卦的错误得到了更正，八卦图形的方向全都改成了头朝外脚朝内。
英国克朗银币（PCGS）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调整？此处设计的修改者不仅了解八卦图形，知道他们的方向，恐怕还对钱币上的文字方向有习惯性的看法。欧洲钱币上，环形排列在外圈的文字通常都是头朝外脚朝内，每天接触这样的钱币，很自然会形成钱币上的文字应当如此排布的习惯思维。如果将八卦图形视为文字，原本修改版的排列方向与这种习惯思维的冲突恐怕是唯一能解释此处调整理由的猜想。
结合样币成品上汉字书写流利但与修改版截然不同的书写风格，我们可以推断这位修改者对欧洲钱币有习惯思维，会写中文书法，了解八卦但是没有见过山鬼花钱，将修改版设计图进一步调整为最终版本设计的很可能是一位欧洲的汉学家。
与修改版设计图相比，双龙和中心的太极图都保持着原来的方向，只有八卦部分除了前述的里外方向翻转之外，还有次序排列的反向（原本顺时针的次序变成了逆时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槟榔屿1810版获选样币
槟榔屿1810版未获选样币
此前介绍槟榔屿1810版样币时，曾经提及时任皇家造币厂首席雕模师的刘易斯·平戈（Lewis Pingo）制作了两种不同版本的样币，背面的花环除了花形的差别之外，方向一为顺时针方向，一为逆时针方向，最终中选的是顺时针方向的版本。
这意味着作为装饰性的图案，雕模师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做出包括方向在内的调整（当然如果把文字弄成了倒置肯定是不好交待的）。如果雕模师把八卦部分当作装饰性的纹样而不是文字，则八卦部分的排列次序调整也可以得到解释。
从修改版设计图到中外通宝关平壹两的成品模具和样币，其间调整设计所需的中文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恐怕不是皇家造币厂内部人员所能为。确实存在这部分工作是由皇家造币厂进一步外包的可能性。不过无论是汉学家还是雕模师资源，在当时的英国都并非难以寻觅，这部分工作大概率还是在英国国内完成的。
考虑到香港与英国之间交通所需的时间，加上设计调整和实际雕模制作样币的时间，哪怕金达刚从上海返回香港就立即完成修改版设计图寄给皇家造币厂，收到成品模具与样币的时间也不会早于决定关闭造币厂的1868年2月。
总结
中外通宝关平壹两系列钱币是1867年下半年面临关闭的香港造币厂为了争取获得清政府的造币订单而做出的最后一轮努力。最初的设计是香港造币厂厂长金达10月或稍早到访上海时由中国通威妥玛在上海壹两的基础上改进而来。此后到最终定稿为止还经过了两轮的设计修改，第一轮添加太极八卦图时或许参考了当年常见的山鬼花钱上的八卦图样，这一轮修改可能是香港造币厂的华人工匠经手。第二轮是皇家造币厂收到第一轮的修改版设计图之后，可能有了解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英国汉学家参与其事。最终雕模和样币制造当在1868年初，而金达收到成品时香港造币厂已经确定被关闭，已无必要再试图争取清政府的订单，故而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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