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秦汉时期的游牧民族争霸战

07-03

河西走廊：秦汉时期的游牧民族争霸战

中国历史上，河西华戎交会，月氏、匈奴、柔然、突厥、党项、吐蕃、蒙古等游牧民族在河西繁衍生息角逐争锋，匈奴、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曾在河西建立政权实施管辖。约公元前21世纪－前771年，河西地属雍州，羌戎驻牧。春秋战国为乌孙、月氏所居，汉初为匈奴右地。

擅长贸易的月氏族

中国先秦时期（公元前5世纪－前2世纪），河套平原上生活着一个强大的居民部落月氏人。月氏（亦称“肉知”“禺知”）乃古羌族的支脉，《后汉书·西羌传》载：“月氏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由此可推断月氏语言有可能属汉藏语系。月氏族为扩张地盘，游牧迁徙于祁连山河西走廊张掖至敦煌一带，在今民乐县永固境内筑月氏城，同期在今临泽县鸭暖一带定都筑“昭武城”。月氏族以游牧为主，兼作农耕，擅长贸易，养马盛众，今山丹军马场草原曾为当年月氏人的养马场。《汉书西域传》载：大月氏本行国也，湩饮肉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强，故轻匈奴。这一时期的月氏人在河西的统治处于全盛时期，为匈奴劲敌，尝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胁迫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匈奴，成为黑河流域的第一代霸主。

战国时期，北方草原上也风云际会，强大的民族逐渐吞并或者合并弱小民族，结成了具有奴隶制国家性质的民族联盟，所谓“东胡强，月氏盛”，就是说这两支民族在当时的势力和影响相当强盛。这个时期匈奴头曼单于被秦国大将蒙恬率军杀得大败元气大损，为图谋生存，不得不一面对东胡屈服，一面对月氏退让修好。

约公元前209年，匈奴人为了结交月氏表达诚意，头曼单于将儿子冒顿作为人质送往月氏，为匈奴族换取了短期的休养生息。后冒顿盗取月氏良马逃回匈奴，以鸣镝射其父，杀之自立。冒顿即位后，约于公元前205年－前176年间，多次攻打月氏，月氏人大部西迁，他们的河西故地被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部落占领。时匈奴老上单于亦破月氏，杀月氏王，以其头颅制成酒器，月氏惧，乃西徙，小部分月氏人留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的羌族混合，称为小月氏。大部分逃至今伊犁河、楚河流域，称为大月氏。大月氏打败了原居于当地的塞种人，迫使“塞王远遁”，留下的塞种部众成为大月氏的臣仆。

张掖市龙渠乡出土的战国青铜大角鹿。青铜动物雕塑是战国时期河西走廊游牧民族喜爱的装饰品

冒顿单于致汉文帝刘恒书云：“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汉书·张骞传》载：“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也有力地凿证了这一史实。至公元前139年－前129年间，乌孙猎骄靡为其父报仇，率部出击大月氏，夺取伊犁河流域，大月氏被迫再次南迁，过大宛，定居于阿姆河北岸。公元前1世纪初，大月氏征服了阿姆河以南的大夏，在阿姆河畔建立了强大的贵霜王朝，至公元初灭亡。

月支族早期以游牧为生，但由于多次迁徙融合，汲纳了草原优秀文化成果，更处张掖这一“居中四向”的商贾贸易孔道，受早期东西方原始贸易交流影响，从而使本民族“好贾市，善交易”的天性得以有效施展，由最初的物物交换发展为商贸交易。随着东西方商贾的频繁往来，月氏人便以金银为钱，设市贩贾诸物，渐渐控制了河西走廊的贸易活动，因此国力很快殷实富足起来。月支族擅长贸易的天性由来已久，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十三年西巡，来到焉居、禺知之平，受到当地一个叫蒯柏綮酋长的热烈欢迎与款待。蒯柏綮奉献给穆王豹皮10张、良马26匹，穆王回赠“束帛加璧”，即丝绸布匹和玉器之类。这是早在公元前10世纪，中原与西域的一种物物交换，历史上这种贸易交往和文化交流，通过月氏人的中转，使中原的丝绸和玉器很可能向西传播得更远。隋唐时期，月支族的后裔在中亚建立了九个沙漠绿洲国家，史称昭武九姓即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其王均以昭武称。其中康国、石国的粟特人在历史上以善于经商著称，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贩贸易。

养马众多的乌孙族

公元前2世纪初叶，在今甘肃敦煌境内有个乌孙民族，与月氏国为邻。据考证春秋战国前乌孙人曾在今宁夏固原一带游牧，西戎乌氏国被秦国灭亡后，余民西迁来敦煌建立乌孙国。乌孙人“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在祁连山与敦煌之间的草原游牧，同时也常狩猎。他们住在毛毡帐篷里，以牛羊肉为食，以牛羊奶为饮品，风俗与匈奴族雷同。因当时乌孙是个小国，常受到强大的月氏国的奴役。《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说明乌孙族早在西汉以前已在河西走廊建国。

据《汉书·张骞传》载：公元前177年前后，月氏击破居牧在祁连山、敦煌附近的乌孙国，杀其王难兜靡，夺取了乌孙领地，乌孙国面临覆灭的危机，乌孙部众逃至匈奴。时昆莫难兜靡的儿子猎骄靡刚刚诞生，为了躲过月氏人的屠戮，布就翎侯抱着猎骄靡逃了出来。逃亡途中为了便于寻找食物，布就翎侯将猎骄靡藏于草丛中。当布就翎侯拿着食物归来时，竟然看到一只狼在喂猎骄靡吃奶，还有一只乌鸦叼着一块肉站在旁边。布就翎侯大为惊奇，认为小王子将来定然是个非凡的人物，于是带着猎骄靡投靠匈奴，并把自己看到的神奇景象向冒顿单于作了禀报。冒顿单于听后觉得很是奇妙，当即决定收养这个乌孙王的孩子。十几年后猎骄靡长大成人，单于把乌孙部民交还给他管理，并扶持他当上乌孙国王。猎骄靡复国后，一心为父报仇，与匈奴右贤王相约，进攻已西迁到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国。大月氏人西迁伊犁河流域立足未稳，根本不是报仇心切的乌孙人和彪悍的匈奴人的对手，曾经连国王的头颅都被匈奴人做成了酒器，现在哪里还有一点抵抗的勇气。于是月氏人被迫放弃伊犁河流域肥沃的草原继续西迁，留在这里没有逃走的月氏人和原先臣服的塞人，从此成为乌孙国的臣属。没有了威胁的乌孙族在猎骄靡的领导下，占据了原为月氏人所有的伊犁河、楚河地区，定都于赤谷。他们定居西域后安心放牧，国力迅速发展，国家强大起来，共有12万户，63万人，其中军队18万人，几乎可以与匈奴分庭抗礼，从此乌孙国不再臣服于匈奴。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接受张骞“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昆弟，以制匈奴”的建议，为联合强大的乌孙国一举歼灭匈奴，积极与乌孙王猎骄靡和亲，因此封刘细君为江都公主下嫁乌孙国。细君公主出嫁时，武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侍御数百人，赠送其盛”。细君公主将陪嫁物品分送乌孙百姓，因而备受爱戴被敬称“柯木孜公主”。但细君公主远离故土，度日如年，留下了：“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首孤伤思亲的《悲愁歌》。

但是，汉武帝的和亲策略当时并没有取得成效，到宣帝继位后汉乌联盟一举歼灭了匈奴。东汉末年（约公元220年），鲜卑兴起，给乌孙以沉重打击，被迫退入天山，乌孙王国从此消失，乌孙王朝从国王猎骄靡开国，直到迁居天山，共经历12代乌孙王，时间长达261年。

乌孙族原为逐水草而畜的游牧民族，以擅长养马著称，时一户富人养马多达四五千匹，足见当时乌孙国的富庶程度。“乌孙马”属沙漠马系，具有体格偏大、体形匀称，挽、（骑）乘、驾（车）皆宜，且力、速俱佳的特点。因为国防的需要，汉武帝尚武爱马，对“天马”梦寐以求，一日偶做一梦得天马，便占《周易》得一卦辞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后果然有人从西域献来一匹良马，神行电迈、气如长虹、神异非凡。武帝兴奋不已，视为神物，乃作《太一天马歌》记之。至到汉乌“和亲”，乌孙王国赠送数十匹飘逸矫健骏捷的“乌孙马”，武帝大喜，赐名为“天马”，赋予“神龙”化身，并作《天马歌》云：“天马来，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武帝得良马，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马踏匈奴一雪国耻，开疆拓土设“河西四郡”，成就终身夙愿。

踏破长城的匈奴族

行走在河西走廊举目祁连山，那首哀婉的“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匈奴歌谣萦绕耳畔。匈奴，这个遥远而又神奇的马背民族，曾经叱咤风云称雄蒙古高原，与中原王朝对峙了长达七八个世纪，直到公元5世纪前后销声匿迹，从而渐渐地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约在公元前6世纪，匈奴人的远祖已经在阴山南北繁衍生息，并逐渐建立起原始的氏族部落。据司马迁《史记》载：“匈奴，其祖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他们居无定所，“随畜牧而转移”，食腥膻、饮湩酪，与中原农耕民族形成鲜明对比。公元前3世纪，中原大地正在演绎春秋争霸、楚汉相争之时，北方草原部落也在为争夺地盘、财富和权势而争锋，在群雄逐鹿中，头曼单于以部落联盟组织的原始匈奴政权，结束了草原部落之间群龙无首的历史。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向来是草原民族的生存法则。日益强大的匈奴族，百余年间便吞并了众多游牧民族。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匈奴成为威胁中原王朝的一支劲敌，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上讨伐，虽一战而却胡千里之外，但匈奴实力犹存纷扰不断，为了防御匈奴进犯中原，天下苦役大规模修筑万里长城，这便引出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致使秦王朝中央集权土崩瓦解。而在这一时期，北方匈奴新一代霸主冒顿，如“天降单于”般横空出世，建立起了第一个游牧民族的奴隶制国家──匈奴帝国。

高台县骆驼城遗址出土的胡俑牵马木雕

匈奴帝国称霸蒙古草原，先后与上百个民族交锋，聚北方引弓控弦之士于一家，号称“百蛮之国”；冒顿大军以雄狮般彪悍猛虎般凶狠苍狼般桀骜，横扫大漠南北踏破长城驰骋中原，倒逼着中原王朝厉兵秣马苦战连年，这便引出了骠骑将军霍去病“河西之战”大破匈奴，致河西匈奴右地的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其众以四万余降汉，使匈奴残部望风披靡败走漠北留下千古叹惋。汉武帝在匈奴右地设“河西四郡”，从此使河西永久地并入了中华版图。

匈奴民族从冒顿单于开始，共经历50多位单于，历时7个多世纪，领土占据了今天中国的北方和蒙古国、俄罗斯的部分疆域。东汉时期，匈奴内部分化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两支，南匈奴依附汉朝，到三国两晋时期形成了“五胡十六国”，出现了“五胡乱华”局面；北匈奴远走西域挥师顿河，掀起了中亚和地中海战乱，引发了世界史上著名的欧洲民族大迁移。

匈奴这一强悍的草原民族，经过一次次的迁徙转移，依托大阴山或祁连山，在敕勒川或河西走廊牧马，在河套平原或黑河绿洲沃野上耕种，使游牧文明传播河西大地；他们金戈铁骑踏破长城天堑，一次次和中原王朝较量，用秦砖汉瓦建造了王廷龙城，在民族大融合的碰撞中，催生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渗透融合的优秀成果；他们狂飙般的铁蹄声，曾经是一种响彻历史苍穹的旋律；他们高举起“上帝的鞭子”，曾经掀起亚欧历史风云巨大变革，对推动中国乃至中亚和欧洲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马背民族孕育了草原文明

马背民族无论月氏、乌孙，还是匈奴、突厥，都是在争锋、迁徙、扩张中求生存，他们一次次地角逐转折，一次次地迁徙融合，都会向草原文明迈出一大步。比如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市场上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国的海西布和汉朝时四川的邓竹杖和蜀布，由这些早期商品的传播与交流可推知，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马背民族的草原交通，就已经将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接在了一起；再如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出土的金银饰件，具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文化和秦文化特色，中国境内出土的魏晋时期来自安息、粟特、萨珊、噘哒、东罗马等地的金银制品，造型精美工艺精湛，纹饰图案充满异域风格，是中国古代中外民族文化渗透融合和绘画、冶金技术交流传播的典型代表；又如秦统一六国时期的许多器物上，都有欧亚草原普遍流行的“神兽纹”图样，饰品大多是黄金与青铜质地，这些贵重金属饰品的交换与流通，既促进了东西方不同游牧文化的发展，也开辟了东西方草原商贸通道，特别是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和铜车马仪仗队，山丹县博物馆收藏的鎏金胡腾舞铜人等，西域良马和胡俑形象栩栩如生，不仅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往来的代表之作，也是游牧文明相互渗透交融的历史见证。

随着丝绸之路开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大量胡人入华，也使得西域音乐舞蹈风靡中华大地，如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胡腾舞、柘枝舞等，与中国传统乐舞逐渐融合，促进了中国乐舞艺术的繁荣；尤其是当时汉胡之间的七次和亲，不仅仅是选择了一个美女出嫁单于，更重要的随美女带去了大批的物资、财富、书籍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繁荣发展。

敦煌壁画中河西走廊的少数民族

因此在秦汉时期河西走廊各国商旅纵横，经济发达盛极一时，一度曾成为距离长安最近的次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外贸交易桥头堡，可以说这一切都是游牧文明和草原文明优秀成果的结晶。因为马背民族逐水草迁徙的生活方式，把中国北方、西亚以及欧洲的草原交通连接在了一起；他们大量孳牧马匹，不仅为战争提供了武力，更重要的是为生存提供了运输保障，从而使草原以物易物的简单交换与流通迅速发展；他们为摄取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由原始商品交换逐步发展为草原丝绸之路贸易交流，从而使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在这条草原丝绸之路上渐行渐远，而且较之贸易交流传播速度更快，波及面更广、传播效率更高，影响力更大；尤其是张骞“凿空”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开通后，随着中原与西域“和亲政策”的一次次实施和国家配给货物由商人到西域各国经商的促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使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