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遗忘”到“众人瞩目”——日本战国时期的永乐通宝

“金阁才成又银阁，

红桃艳李醉芳筵。

料知经济无他术，

海外唯求永乐钱。”

这是幕末明治之际日本文学侍从龟谷子省的一篇《咏史》，很不厚道地讥讽了四百年前室町幕府的经济政策。虽然在那个尊皇的时代，武家政权往往会被视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乱臣贼子而遭受污名化，而凌驾于摄关家之上，几乎取王家而代之的足利将军家更是各种尊皇义士、国家主义者用来宣泄不满情绪的靶子，但是龟谷子省的这一番话，却并没有说错。

以足利将军家为核心的室町幕府，确实是一个靠着外汇支撑的政权。

众所周知，在足利义满君临日本的时代，靠着加入了中世纪版的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朝贡体系”，从而让幕府赚了个盆满钵满。作为日本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位将军，足利义满有着宏大的格局和高超的手腕。对昔日藤原北家盛衰始末了如指掌的他，一直致力于开拓并垄断对外国舶来品的贸易。所以这位挂着守成之君的名头，但实际上却又把江山又重新“打”了一遍的幕府将军决定效仿昔日御堂关白藤原道长的手法，将日本与大陆之间的贸易纳入囊中，并借助外汇建立新的货币体系。

只不过，当初藤原北家是靠着外包的方式获来自于中原和江南，甚至是西域的各种奢侈品——也就唐物；相比之下足利义满则走的更远，他直接以朝贡天朝、防备倭寇为由，以官方身份参与对大明朝的贸易。并且利用勘合贸易的游戏规则，让武家社会彻底独吞了这块大蛋糕。

在渡唐钱占领日本的货币市场之前，日本也曾经铸造过精美的铜钱。

没有与大明朝的合作，明朗而绚丽的室町文化就无从谈起。

为了加入国际社会，足利义满放下了无用的傲慢，因此繁荣了日本社会。但他的付出却遭到了后人的轻诋。

一开始，在勘合贸易中大部分货物都是来自于足利将军家，都是刀剑、艺术品和玛瑙这类的珍贵资源，只有一些土特产如大友、岛津两家的硫磺、铜锭等，则由拥有该特产的守护大名等提供。 换回的货物有不少都是当时最顶级的奢侈品，比如永乐二年（1404AD）明成祖回赐“日本国王源道义”的物品中就包括“白金千两、织金彩色币二百、绮绣衣六十件、银茶壶（其实是银茶罐）三、银盆四,及绮绣纱帐衾褥枕席诸物”——但是，对于当时的的日本社会来说，尤其是在需要在“六十六国”大树特树幕府将军绝对权威的“鹿苑院太上天皇·日本国恭献王”足利义满那里，比奢侈品更重要的货物就是那一贯贯黄澄澄的铜钱：永乐通宝。仅永乐五年（1407AD)，在明成祖对足利义满进行最后一次回赐时，只铜钱一项即达一万五千贯。

此后，凡勘合贸易使团来大明朝进贡，必然要引永乐赐钱故事，求朝廷赐给铜钱。尤其是明宪宗成化四年(日本后土御门帝应仁二年，1468AD)，已经陷入困境的的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将军上奏大明朝廷，请求赐予铜钱：

”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达，以满所欲。书目见于左方。永乐年间多给铜钱，近无此举，故公库索然，何以利民？钦待周急(济)”。

而从大明朝这边来说，之所以如此乐于赏赐铜钱，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永乐六年（1408AD）、九年（1411AD）所铸造的永乐通宝一开始初始目的就是对外贸易——因为大明朝自洪武八年之后，从法律上便只允许纸币，也就是大明宝钞流通。但是刚刚从大元朝那会儿熬过来的百姓们则对“开河、变钞，祸根源”的事情是记忆犹新，自然再也不会上这个当。故而，民间基本上还是钞、钱并行。

剔红漆器，是当时最顶级的奢侈品，拥有这些小玩意儿往往意味着社会地位和财富。

永乐通宝——一开始竟然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第一个将外汇定为日本法定通货的是平清盛。他的特点是脖子上挂一串由宋钱编成的项链。

到了正统年间，大明君臣终于明白：无论你是谁，跟市场作对，是要倒霉的。所以就承认了既成事实——也就是从法律上承认了铜钱的合法流通，但精美的永乐通宝却因为那个辉煌而血腥时代遭到了世人唾弃，从而受到了市场的排斥——比如，有个流传已久的传说，就是和永乐通宝有关。在这个传说中有这样的描述——明成祖在靖难后曾拜托建文遗臣练子宁书写钱文，练子宁一口回绝道：

“永乐难写”。

结果被处以极刑且祸及全族，受株连者竟达百余人。

这个悲壮的故事在时间上是错位的。明成祖铸钱在永乐六年，而此时练子宁早就为明成祖所害，虽然也是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殉难，但并非是因为拒绝书写“永乐通宝”钱文而死。不过，这个传说映射了两个问题：第一，当时大明朝的士庶臣民普遍不太喜欢明成祖；第二，永乐朝让大家普遍感到不快乐。故，当时大明主要使用明太祖初期发行的大中通宝和洪武通宝，以及宋元的古钱——而大明朝到宣德八年为止，也一直没有铸造过新钱。

这就造成了一开始日本人也信不过永乐通宝。在当时日本的赋税制度为石高制和贯高制度。前者是指的诸侯诸大夫向采邑内的农民征收大米；后者则是征收货币——而当时不少领主都要求在缴纳“段钱”，也就是土地税时，永乐通宝的比例不能超过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社会普遍欢迎已经流通了数百年的宋钱，而不是永乐通宝。于是，足利君臣便多次以政令的方式，强制要求各地诸侯不许将永乐通宝当做排斥对象，直到应仁之乱以后，幕府还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限制永乐通宝的流通！差不多是在此后又过了一代人的时间，永乐通宝在日本岛内的“硬通货”地位才得到了确定。也就是说永乐通宝的冷遇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只要有着官方的支持，任何不被认可的新事物都会流行起来。

为此，掌握勘合贸易的幕府陪臣大内政弘还发布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撰钱令》，宣布永乐通宝和宣德通宝可以用来缴纳段钱和年贡，但是堺钱、洪武通宝、打平这三种不能再继续使用，这就造成了收入不稳定且信息滞后的百姓大量破产——谁能想到自己辛苦攒下的洪武通宝、堺钱竟然成了一堆废铜？幸好当时的市场也不买账，所以永乐通宝作为良钱依旧和鐚钱——也就是破损铜钱及堺钱、洪武通宝、打平、私铸钱一起在市面上流通。此后幕府和各路诸侯又多次发布新的《撰钱令》，基本上都因为全是些如意算盘，所以起的作用也不大。

制造了战国乱世的罪魁祸首——大将军足利义政。

但是。靠着一贯贯永乐通宝，足利义政仍旧可以在乱世中建造出银阁寺这样的人间仙境。

进入战国乱世之后，虽然作为公方的足利家江河日下，但是陪臣大内家却因为掌握着自古以来与大陆的贸易港口博多港，从而一跃成为了西日本的霸主。与之竞争的，是另一家同为幕府陪臣的细川家。两家一开始还能好好双赢互惠——一同出钱造船，出使大明，挣了钱以后按本金比例分成。

但是人心苦不足，钱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想多拿一点的“阿堵物”。于是在大明嘉靖二年(1523AD)、日本大永三年，细川家和大内家于宁波府拔刀相见，为此不仅酿成大乱，还因此破坏了已经运转百年的勘合贸易······

具体经过是年嘉靖二年六月，左京兆大夫大内艺兴遣使宗设抵宁波；未几，右京兆大夫细川高国也遣使瑞佐并携宁波籍客卿宋素卿到来。由于宋素卿贿赂宁波市舶太监赖恩，所以在宴会上瑞佐等人的座次高居宗设之上，而且虽然细川家诸陪臣姗姗来迟，但却事事优先于大内家。于是宗设怒杀瑞佐，焚其船只，并追宋素卿至绍兴城下，沿途劫掠而去。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战死，浙中大震，史称"争贡之乱"。朝廷闻之震怒，下旨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并从此对日本进行经济封锁——这一政策直到隆庆开洋之后也没有松动。

这里要解释一下：大明朝在勘合贸易的前期之所以会盛情款待日本使臣，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使团总会带来大量的铜锭，而由于当时的日本冶炼技术落后，这些铜锭内往往含有大量的银矿。所以明廷在用铜钱购买了日本的铜锭之后又从中提炼出白银，仅此一项就可以把招待日本使团的成本捞回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何明廷从一开始就屡次容忍日本使臣的种种过激行为。而且，和现在很多人所说的完全不同的历史事实是——即使是在闹出了“争贡之乱”这种恶性事件后，明廷也对勘合贸易不忍放弃。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即使是来自日本的那点白银，对于日益奢泰亡度的大明朝来说，也变得十分珍贵。所以在嘉靖六年之后的二十年间，日本又先后五次派遣朝贡使团。而嘉靖二十六年（1547AD），大内义隆遣天龙寺僧策彦周良以正使身份再度途经舟山入明，是为历史上最后一次勘合贸易。

勘合贸易的终结意味着细川、大内两家获取永乐通宝的财源被切断，这两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邦诸侯也就此江河日下，并逐渐被边缘化。而日本也发生了钱荒——永乐通宝越来越少，无论是诸侯还是商人、农民，都小心翼翼地将品相好的永乐通宝储存起来——也就是进行了自发的“撰钱”行为。这就造成了在当时的日本，永乐通宝的使用基本上是用于大额支付或者是当做汇率换算是的标准。因为在当时的日本除了永乐通宝、宋元古钱、私铸钱之外，金、银、布匹、唐物、大米都可以算作广义的“货币”。永乐通宝则在这些五花八门的“货币”之间形成了汇率，在当时有人估算过，战国中期七百贯永乐通宝相当于现在的一亿日元。

而琉球、朝鲜、南蛮、红毛等外国在与日本人进行贸易时，也大多以永乐通宝计算——这也造成了数量有限的永乐通宝流向海外，一去不返。其结果就是：因为货币稀缺，所以物价腾涌，进而大米就成了最重要的等价物。这也就是为何除了地处偏远的诸侯因为想尽可能地从农民和商人身上多“挣点儿”，所以仍旧坚持贯高制之外，一些比较富裕的诸侯反而会采纳看似落后的石高制。

但是，仍旧有人会设法从对华贸易中搞到一些永乐通宝——比如参与由中国商人主导的中日走私贸易，也就是“嘉靖大倭乱”——而当时日本主要的出口产品就是白银。

战国乱世不仅要用好剑戟刀枪，更要用好金钱。

即使是与南蛮贸易，最终还是会用永乐通宝结算。

在大内家陪臣陶晴贤发动兵变，逼死主公大内义隆（史称"大宁寺之变"）之后，继续勘合贸易最后的可能性也就彻底不复存在。也就是说，获取永乐通宝的合法途径就此终结。于是拥有着石见银矿的诸侯尼子一门就以向大明朝的海商们间接走私白银的方式获取了大量的财富——自然包括永乐通宝。

但是，到了大明隆庆五年（1571AD），日本元龟二年，大洋尽头的西班牙在疯女胡安娜与帅哥飞利浦之子，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下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西班牙的冒险家不仅仅在吕宋（仅菲律宾）修筑了贸易大都会马尼拉，而且还与大明朝建立了合法的贸易关系，从而将从秘鲁深山中掘出的白银拉到了全世界。

南蛮人（也就是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为主的天主教徒）在吕宋筑城、秘鲁的银矿、大明朝的士大夫开始将华丽的西餐刀当做文房雅物······所有的这一切看似遥远，但却给日本这个孤岛之国带来了剧烈的蝴蝶效应——由于大明朝承认与西班牙的贸易为合法商业往来，但对日本继续进行经济封锁，于是之前为了套购日本白银而不惜以武犯禁的中国商人们便纷纷抛弃了日本，前往吕宋去挣合法的银子。而在日本这里的表现就是：优质的永乐通宝价格越来越高，为此日本诸侯也开始逐渐地以金银为最重要的“硬通货”。因为生于乱世的英雄豪杰终于明白：钱这个玩意儿，真的很强大。寻常百姓时时刻刻离不开须臾自不必说，一旦乱了失去了担保其价值的信用，即便是庙堂之高的君与臣、上与下之间的纲纪也会因此崩溃于无形。

天正大判——丰臣秀吉在夺取天下之后便准备了大量的黄金储备。

丰臣秀吉铸造的金永乐通宝。

银永乐通宝。

但也就是在西班牙帝国展开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之前的三年，也就是大明隆庆三年、日本永禄十二年（1569AD），崛起于尾张的豪杰织田信长成为了日本的新霸主。比之于以前的霸主，织田信长对日本社会具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信长明白，要想终结乱世，只靠暴力是行不通的——同样重要的还要有一套能够稳定住民生的经济政策，而货币制度就是这一切的根基。所以，在这一年从五位下弹正少忠织田信长以幕府之名颁布了最著名的一版《撰钱令》，其主要内容为：

首先以金银为上币，凡赏赐功臣、对外贸易，一律以黄金、白银为通货；其次，制定金、银、钱之间的兑换比率；最后，制定了良钱（永乐通宝）和鐚钱（破损铜钱及私铸钱）之的兑换比率。

织田信长死后，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相继成为天下之主。这两个人基本上也都延续了织田信长的货币政策——逐渐建立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所以，无论是丰臣家的桃山相衙还是德川家的江户幕府，都不遗余力的在自己的“管片儿”内发掘金银矿藏。佐渡金矿、生野银矿、石见银矿都是在那个时代被大规模开采。

尤其是关原之战以后，德川家康将全国的矿山直接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并任用有“鬼才”之称的大久保长安为奉行，用“蚁穴式”方法逐步掘进矿藏深处、引进荷兰的排水技术提高开采效率、以“汞齐法”提高了提炼白银的质量——这一切让日本或者说是新成立的江户幕府越来越富裕，据说当时日本的白银出口达到了当时全世界的三分一。

在有了雄厚的资本之后，江户幕府就开始有足够的实力去整顿或者说建立一套稳定的货币制度。而永乐通宝也就在日本再度统一之后，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从由辗转在各色人手中，流通于市场、储蓄在钱仓之中的铜臭阿堵，便成了文人雅士书斋中的文玩清供。似乎一文在手便可以穿越回往日岁月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