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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圆券的命运

迫于当局的高压，上海各金融机构不得不将外汇资产向中央银行登记：上海市工业会也在理事长杜月笙主持下决定，通知各会员工厂将所有金银外汇一律缴存中央银行。实际上，这些登记外汇多数并未被没收，在放松金融管制后又陆续归还了所有者。

真正使上海民营工商业遭到重大损失的是关于限价的规定，因为物品的生产或进货成本超过了限价的价格，按限价出售必然亏损。据估计，在限价期间，棉纱业售出棉纱5万件，布数10万匹，总值金圆券5.000万元，其中申新系统的损失约占1/10；毛纺业因出售损失金圆券2000万元；百货业的存货基本卖光；全市工商业总计损失约2亿元，折合100万两黄金。

9月9日，行政院公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均不得超过3个月用量，违者即以囤积论；工厂商号存储之成品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抬价出售者以居奇论，物品没收并科1000元以下罚款。

此令公布后，工商业均叫苦连天，因为他们的存货被要求以限价出售，以维持市面供应，卖一件便赔一件，但又不能大量采购或采购不到限价的原料，生产因此而无法继续。因为限价的因素，物品价格被控制在较低水平，又因为对纸币的不信任，人们都希望将手中的纸币换成实物，加以大量游资麋集，因此上海市场的销售一度空前活跃，各种物品尤其是棉纺织品被抢购一空用以保值。

这样，一方面是商家惜售或售空，另一方面是购买活跃，买与卖脱节，价格的攀升便不可避免，从而冲击着限价的规定。

9月30日为金银外币兑换的截止日，此时金圆券共发行95675万元，其中用于收兑金银外币约6亿元，收兑法币及东北流通券约5000万元，进出口结汇及侨汇约8000万元，其余22000多万元为国库及其他业务支出；共计约回收黄金160万两，白银801万两，银圆1683万元，美元4468万元，港币7960万元。

但此时已有征兆预示币改前景的不容乐观。

一是财政部于10月1日通令将金银外币的兑换期限延长两个月，说明兑换情况不如当局之预期，而且使当局再一次失去了信用。10月以后的收兑数甚少，10月全月不过收兑黄金5万两，白银103万两，银圆672万元，美元329万元，港币187万元，尚不及此前兑换数的零头。

二是自10月初起上海出现抢购潮，尤其集中在便于保值的棉纺类商品，甚至连以往购买者不多的高级毛呢料及其制成品也成为抢购对象，迫使市政府决定凭身份证或户口本购买物品。强令限价本来便完全违背了经济规律，限价后工厂因原料来源缺乏而减产停工；商店进货困难，只能以销售存货维持；外地物资和原料因限价而不愿运进上海，攸关民生的大米入沪数量从每日数千石剧降为数十石。

这些情况必然导致市场和民心恐慌，造成抢购，动摇限价。面对此种情况，蒋经国认为不能轻易变更政策，影响政府信用，仍然坚持以行政手段和高压措施严格管制，维持限价；他还决定将物资检查扩大到沪宁、沪杭沿线各城市，以免物资外逃，并使用军警力量扑灭黑市。

平心而论，蒋经国在上海以“打虎”自诩，虽不无以此立威、获取政治资本的考虑，但其表现“亲民”，从宣传到行动，起初颇令见惯了国民党官僚做派的上海市民有耳目一新之感。小蒋承认管制物价“相当困难”，但是“抱了一种决心，就是无论如何困难总应当做下去”，而且口称“只要和人民站在一起，什么事都不会失败”。

二、上海打虎何以虎头蛇尾？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经国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他打击的对象多为民营资本和社会闻人，并无真正背靠上层权力支撑的官僚资本，所以有不打“老虎”专打“老牛”之讥，不足以真正威慑豪门巨富；他自恃其来头，撇开原有行政官僚体系，自行其是。

在国民党错综复杂的派系政治生态中引起许多矛盾，上海市长吴国桢对他依靠“战乱建国"大队任意查抄物资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一再以辞职表示不满，其他人亦是冷眼旁观者有之，盼其失败者也不乏其人，以至他有“商人可恶，政客更可恶”之感叹；他基本上依靠行政和高压手段实施经管，对各种复杂的关系考虑不够，行事有操切鲁莽之处，不仅得罪了大资本家，而且其手下任意查抄物资的举动，也使不少小商人有自危感；及至限价难以为继，普通市民原先对他的好感也在消失。

种种矛盾的交织演变，终以扬子公司事件而使蒋经国之“打虎”遭遇重挫。

扬子公司为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所办，一向因其以特权套购外汇、买空卖空、牟取暴利而为世人所侧目。此次蒋经国到上海实施经管，其手下多次检查扬子公司的仓库，发现存货甚多，如何处理，颇费蒋经国思量。

在众目睽睽之下放过扬子公司，对外界无法交代，也影响其公众“形象”；而要查处他的表兄弟孔公子，其难度亦可知。不过还不等小蒋动手，风闻小蒋要拿他开刀的孔令侃果然神通广大，他找到其小姨妈宋美龄向蒋经国说项，未能说通后，他又说动宋美龄搬出蒋介石亲自干预。

在国共东北会战的紧要关头，蒋于军务倥偬之中仍不忘徇私情，于10月8日自北平飞上海，训示蒋经国放过孔令侃。18日，蒋介石又就监察委员调查扬子公司的举动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业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业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则可属令雇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

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事受屈也。"扬子公司被查处事从此烟消云散。蒋介石格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关系，对孔氏家族这样的大官僚资本曲以维护，在国事和家事的天平上，他选择了偏向家事，令不少人为之失望，所谓“党国"前途不问可知。

查办扬子公司未果，亦使蒋经国自感无以面对公众，“打虎”“美名”不破而灭。他承认：此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

“崩溃”的日子确实已经不远了。自10月中旬起，上海市场的限价虽还在维持，但可售物资明显不足，商人为避免损失而更加惜售，商店货架空空落落，限价亦失去其意义，币制改革已是强弩之末，有人已经公开预见“金圆券的下场也将比法币更惨"。

10月10日，财政部长王云五在美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会后回国，与他20天前离开时相比，形势已今非昔比。王云五认为：

“经济政策之推行，固不能不兼用政治力量，但政治压力如过分行使，或行使过久，势必引起反抗。……此种反抗，在政府强有力之时，还不致过分强烈或逾越范围，但政府威信如有丧失，则政治力量式微，在式微的政治力量下，而影响强施重大的压力，则人民之反抗力势必超越范围，一发而不可收拾。"

他提议调整物价与工资，预结部分外汇以维持金圆券信用，但未得同意；而“国防费之不断追加，均以军事重要为词，急于星火，拒之不可，许之则负担并重"，“实为致命之伤”。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

10月31日，行政院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决定粮食依照市价交易，纱、布、糖、煤、盐由主管机关核本定价，其他物品授权地方政府管理，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此后，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一度暴涨近百倍，从1石20元直涨至2000元。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说：

“在七十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除了向政府自请处分，以明责任外，并向上海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

至此，蒋经国在上海的首次亮相和“打虎"行动，以轰轰烈烈开场，以偃旗息鼓收场，他在无可奈何中离开了上海。

三、币制改革最后的日子

金圆券的起始发行数量是3亿元，但到10月底已经发行了16亿元，接近20亿元的限额。进入11月，限价被取消，金圆券发行数额便无法控制。11月10日，央行总裁俞鸿钧致电蒋介石：“现在军政需要增加极巨，急如星火，稍一脱节，深虑贻误；而金融市面，以物价高涨，需要亦多，长此以往，超出限额迫在眉睫。”他要求“必须立予解决”。

次日，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该项“办法”将金圆券1元的含金量改为0.044434克，即一举贬值80%，与此相适应，金圆券与各种硬通货的官价兑换比例均有较大幅度之下降。

至此，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币改的主要设计者王云五也成为众矢之的，不得不提出辞职，可是谁都不愿轻易再接这个烂摊子。11月7日，蒋介石只好致电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称：

“王财长坚辞，以情势论，实无法再留。此时只有望兄兼任财长，期度难关，……此时最急者为先任命财长，使财政经济急务可以如常进行，不致以无人而中断也。”

但俞鸿钧不愿再为冯妇，曾任财政部次长的徐堪被说动，于11月11日接王云五任，使财长职位不至空缺。此后，行政院长翁文灏亦因“币制改革完全失败”而请辞，11月26日，蒋介石任命孙科出任行政院长。

11月20日是法币收兑的最后期限，因为收兑点和兑换时间有限以及交通不便等因素，至17日估计共收回法币235万亿元，占发行总数的35%，东北流通券13000亿元，占发行总数的41%，共计兑出金圆券8287万元；估计最终仍有1/4左右，即180万亿元的法币未及收回(折合金圆券6000万元或黄金30万两)。收兑的金银外币总数约为19000万美元，约占国内全部保有量的1/5，其中大部分为普通百姓所兑换。

无论是部分法币最终未能收回，还是金圆券兑出后的急剧贬值，都是当政者对民众的盘剥。

素有民间舆论风向标之称的《大公报》评论说：

“因为改革币制，因为限价政策，因为物价强抑而复涨，全国人民消耗的元气是太大了，上海工商业所受的损失，不过是其中较为显著的一例而已。但是从其中获到利益的究竟是谁呢?"官僚豪门并不因币改而受损失，“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还可借此发一笔“国难财"；资本家大户受了相当大损失，但他们毕竟有一定的承受力；真正在币改中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的仍是平民百姓，升斗小民以历经艰辛而积存不多的金银外币换回的几张金圆券，因急速而剧烈的通货膨胀转瞬即成废纸，他们的所有家当几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著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储安平尖锐地批评了币改对百姓的盘剥：

“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截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一个只要稍为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国民党进行此次币制改革，有多种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法币濒临崩溃，不改无以为继；其次是财政一筹莫展，可借币改获取硬通货，以民间资金支持战争；再次是稳定后方经济形势，并将有产阶级拴在内战战车上。但是，不仅外界普遍不看好币改前景，认为“如内战不停，财政收支绝对无法平衡，则通货又将继续膨胀”，币改即为换汤不换药，而且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对币改时机与成效也有不同意见。长期主管政府财政金融，但时已不担任实际职务的孔祥熙认为，币改“既无充分准备，又未增加生产，且强征民间黄金外汇，不顾商情成本，限价勒售，强迫执行。凡此种种，均大失人心。”

因此对国民党而言，此次币制改革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意，所谓不改革是拖死，而改革不过是速死。总之，此次币制改革不仅未能挽救经济的崩溃，而且国民党在其统治重心所在的城市中彻底失去了人心，在上自资本家下至平民百姓的眼中，国民党政权已经成了无论谁当政也较其为好的再糟不过的政权，其垮台已经指日可待。

对于此次币制改革给平民百姓造成的痛苦，当政者也不能不承认。

四、对于百姓的盘剥与危害

11月8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演讲时，对于民众“将他们血汗换来的金银和外币，缴兑金圆券，现在因为物价波动，因而遭受财产的损失”而“特别表示遗憾”；同时，表示“政府一定要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采取有效的措置，给予他们以安慰”。

所谓“安慰”，就是在11日公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重新准许民众持有金银外币。

19日，财政部发布公告，规定凡定期存款满一年以上者，可在到期时兑取金银，但限三个月存兑一次，每次存兑金额限黄金一两。22日，上海、南京、重庆、广州、汉口、天津、北平7城市首批办理金银存兑。因为办理单位少而兑取者众多，场面十分混乱，几至失控。

12月23日，上海发生挤死7人之惨剧，黄金存兑因此暂停。在增加存兑所、加收平衡费之后，1949年1月5日，金银存兑又在上海和南京恢复。至1月16日，共兑出黄金48.6万两，银圆644万元，大约相当于币改期间收兑黄金银圆总额的1/4左右。

1月16日以后，金银存兑又改为发行200万两黄金短期公债，直至5月20日最后停发。不过，平民百姓在币改中所受之损失并不因此“小恩小惠”而弥补，此等出尔反尔之规定，更凸显政府之朝令夕改、不守信用，除了增加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感之外，对于挽回民心毫无作用。

五、币制改革的影响

1948年9月24日，国民党军在黄河以北之军事重镇、山东省会济南失守；接着，国共东北会战以国民党军失败而告终，东北地盘于11月初尽失，全盘军事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此时已不能不作退守台湾海岛的准备，保留更多的金银外汇硬通货，已经成为币改的重要目的，甚至不再被轻易用于前途无望的战争。

11月底，蒋介石下令将币改中回收库存上海之金银外汇转运台湾。

12月1日，774箱共2004459两纯金自上海起运去台。直至1949年5月17日国民党军自上海撤守前，还从中央银行提走黄金19.2万两、银圆147万元。当月中央银行在台湾的存金有2294207两。这些金银对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稳定经济形势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蒋经国所言：“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

币制改革失败后，金圆券发行数量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之快更是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至国民党军自上海撤守前夕，1949年5月24日，金圆券发行数达到了679459亿元，再加本票145706亿元，共825165亿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1000余倍。

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的物价指数为1948年9月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5月的最高米价为1石3亿元，黄金1两兑价接近50亿元，美元1元兑价超过8000万元。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圆、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1949年1月，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为了解决支付问题，2月25日颁布《财政金融改革案》，规定军事费用以银圆为标准计算，军粮和军服以实物计算，进口税以关元计算(1关元合0.4美元)，货物税中的棉纱、火柴、水泥、卷烟、食糖等改征实物，这意味着国民党政府也不再承认金圆券的价值。

1949年4月中共大军渡江之后，国民党政府统治地域不断缩小，金圆券的使用空间也越来越有限，“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重庆的金圆券价值惨跌至15亿元才能兑换银圆1元)，“各地民众多以旧时银圆及其他硬币为交易媒介，或实行以物易物，各国营事业及税收机关亦多拒用金圆券，改用硬币"。金圆券还未及被正式废止，就已经变成了废纸。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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