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家庭日常中的悲剧：“门罗式”养育下的性侵阴霾

在加拿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逝世两个月后，其女儿安德莉亚·罗宾·斯金纳（Andrea Robin Skinner）公开在媒体发文，称其曾遭继父性侵，并写信告知过母亲门罗。但门罗最终选择沉默，仍与丈夫维持婚姻关系。

在斯金纳的自述发布后，不止一个国内心理咨询师表示，孩子遭遇生父、继父或者其他家庭成员性侵的情形在心理治疗室并不鲜见。

伦敦大学学院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专业的在读博士严艺家在播客上公开谈论这一现象，她说：“尤其在与有长期性创伤的孩子工作时，我经常会震惊于那些肮脏恐怖的秘密是如何在一个家庭中成为‘房间里的大象’的，而且这些照料者们看起来经常社会功能良好，跟孩子互动正常”。

《素媛》剧照

长期关注关系暴力的戏剧治疗师千山鸟则表示，“妈妈知情后都是回避否认，能站出来捍卫女儿权益的还没遇到过”。千山鸟还谈到，“来找我做治疗的都是乱伦冲突中的女儿，而不是妈妈，但并不意味着妈妈就没有心理创伤”，在“家内性侵”的事件中，照料者会产生创伤且需要得到照顾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现实。

曾接待过一些家内性侵临床案例的心理咨询师瞿小栗指出，人们都认为门罗应该搞定自己的人生、帮助她的孩子，这是我们对于母亲的期待，我们认为一个好母亲需要为孩子所受到的伤害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但事实上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咨询师都表示，家内性侵并不少见。您在咨询室时遇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严艺家：首先，我想澄清一下性侵的范畴，性侵二字并不等同于强奸，它也包括一些不恰当的、有侵入性的身体表达，比如触摸敏感部位、猥亵、性骚扰，甚至只是给私密部位拍照，对个体而言都有可能是“被性侵”的体验。“性侵”涵盖的行为范畴可以是比较大的。

我过去在国内大多是和成年来访者工作，她们可能会谈到小时候遭遇性侵的体验。在我与其工作过的人群中，很少有人会因为自己过去经历过性侵本身而来求助，她来到咨询室可能是因为焦虑、抑郁、情绪困扰等别的原因，但你在跟她聊的时候，会发现原来她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到英国读博工作之后，我的来访者大多是儿童与青少年，其中有一些可能是经历了性侵后得到了儿童保护系统的支持，由社工或警察介入调查后，发现出现情绪行为问题进而转介到心理治疗中心。在我和一些同事的工作经历中，施害者是孩子的直系或旁系亲属的都有，受害者不止是女童，男童也可能成为被侵害的对象，女性亲属也可能成为家内性侵的实施者。

千山鸟：我要不是做这个职业，我都很难想象会这个概率还挺高的。

我经历过的案例中，来访者多是一些女性，年龄最大的有六十多岁，她们受害时大都是在十一二岁，开始有了第二性征的发育时。其中施暴者是亲生父亲就有好几个，也包括爷爷、叔叔和哥哥等其他家庭内部成员。妈妈知情后，通常都是回避否认，能站出来捍卫女儿权益的还没有遇到过。其中有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也有文化程度不高的，跟家庭经济条件没太大关系。

她们通常不会一上来就讲，而是以梦境的形式告诉我。

有一位来访者在谈到自己的某位男性亲属时，会谈到她曾经做过的一个噩梦，说她喉咙里像是有黑色的缠成一团的毛，想要往外呕吐。我推测有点接近于男性生殖器在她口腔里的体验，但她没说那么直白，我也没有去点破这一层。

还有一位暴力创伤患者谈到，她总梦见爸爸对她做出一些侵犯的行为，而她妈妈就一直看着，甚至羞辱她。

《一个近乎正常的家庭》剧照

这种久远的创伤性体验有可能会出现在梦境中，是因为大脑会选择性的压抑这部分记忆，但是在成年后碰到类似经历时，这部分记忆会被唤醒，以以噩梦或碎片化记忆的方式出现，一般伴随着强烈的情绪，我们称之为记忆闪回或创伤性记忆。

只有一位来访者是直接说的。她还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父亲曾经性骚扰过她，但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她来找我的时候有很严重的抑郁，动不动就闹自杀，她不光经历了性暴力，也经历了家暴、校园暴力。

《三联生活周刊》：发生家内性侵的家庭有什么共性吗，怎么看待施暴者？

千山鸟：家内性侵的施暴者很多是有人格障碍的，他没有能力把别人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这跟学历、经济条件都没有关系。他在婚姻中情欲得不到满足，或者无法掌控更有力量的妻子，只能把性欲投射到更年幼的女性身上，让自己在关系中占据主导位置。他迷恋的不止是年轻女性的身体，而是这种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的“权力的味道”。

家内的性侵是一种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暴力，它不只意味着欲望的发泄，其中还有权力关系。这样的家庭不可能有平等的、尊重的关系，一定还会同时伴随着精神控制。性暴力或者家暴，背后都是以精神暴力为基础的。

施暴者往往是家里的绝对权威，对受害者进行全方位的精神操控，贬低、羞辱、打压受害者。在这样的家庭，妈妈和女儿之间可能会形成一种竞争关系，拼命讨好家里的权威。

所以，凡是出现过家内性侵的家庭，不是某一个人陷入了病态，而是整个家庭都病了。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家庭性侵的受害者要到成年以后才能去谈论这件事，甚至很多受害者自己都意识不到被性侵了，包括门罗的女儿也是在很多年后才告诉母亲一切的。在她的自述中曾解释说，她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开口，是因为害怕事实会伤害到母亲，更害怕母亲会视而不见。什么东西阻止了孩子去表达自己受到的伤害？

严艺家：性侵这个概念对孩子来说既抽象又可怕。孩子只会说感觉有点不对劲，或者感觉害怕、恶心，但很难说清是什么。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告诉家人后，一些家长只会说长辈就是喜欢你，那么孩子只好告诉自己“这没什么”。

关于性侵的创伤体验，很多人的觉察是“滞后”的，这种心理机制叫做解离，意味着我们面对巨大的痛苦会隔离、否认自己的情绪体验。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去给一些强烈的体验“命名”是重要的。就好比在国内，很多孩子被父母打之后，他可能会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被揍大的”，但如果你告诉他，这些行为也是虐待，才能让他用新的角度理解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

瞿小栗：首先，很多家庭中对性是不了解甚至回避的。比如很多青春期的女孩第一次月经初潮时，她都不知道怎么跟妈妈去谈论这件事。如果母亲对性难以启齿，孩子也会倾向于不表达。

此外，孩子会很敏锐地留意到家庭内部的权力分配，她完全能感觉到妈妈是不是一个有力量的、可信赖的、我可以去求助的对象。施暴者甚至不需要做什么，他的存在本身对孩子就会造成恐吓。某种情境下，不恰当的性接触与引诱以“爱”之名出现并混杂在一起，也会影响孩子对性侵的看法。

再加上孩子对父母会有一种天然的忠诚感，不想伤害父母。有的女孩甚至会自责，认为是自己身体发育太成熟，所以导致自己受到伤害。

另外，在我们的文化中，很多家庭对谈论负面感受都是回避和排斥的。如果父母没做好准备，会觉得孩子在给自己找麻烦，可能在无意识中回避、错过了孩子正在受到伤害的信号。

所以，如果孩子在极度恐惧之下，没有一个成年人能帮助她消化恐惧，接纳她的伤口，她就会惩罚自己、嫌弃自己、厌恶自己，不愿意跟受伤的一面相处，这都是孩子不会在小的时候自我揭露的原因。

《狗十三》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咨询师谈到，在家内性侵的案例中，门罗式的母亲很常见，为什么照料者会不相信孩子所受到的伤害，或者纵容伤害的发生，变成罪恶的某种“共谋”？

严艺家：首先，家长理解并正确认知孩子的遭遇并不容易。在我的工作当中，很久以前真的有遇到过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父母，自己受到了祖父的侵犯，而父母会倾向于认为是孩子在瞎说，这怎么可能呢。也许因为羞耻与恐惧感都太过强烈，“否认”在那一刻成为了父母的“避难所”。

作为心理治疗师，我自己都经常会体验到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比如说当我有充足理由与证据确定一个孩子经历过被侵犯的事件时，又经常会在她表现出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时，怀疑事实是不是其实没有她们说的那么严重。我相信有很多爸爸妈妈，当他们选择做鸵鸟的时候，也有一部分这样矛盾迷茫的心态。

很多经历过性侵害的孩子，她们在自我功能的发展上，往往看起来似乎有一部分还挺好的，好像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依旧可以去上学，照样在发展，没有表现出特别多的不同。

事实上，相比别的类型的暴力侵害，性侵更加隐蔽，孩子的心理创伤也会变得隐蔽起来，真正脆弱的部分是不被人看见的。可能到了青春期，当一个孩子的身体开始飞速发展的时候，因为与身体有关的议题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被触碰到，那些陈年的创伤体验才会涌现出来。所以，大部分童年遭遇过性侵的孩子如果选择了沉默，有不少是到了青春期才会旧事重提的，甚至于有很多要到成年之后。

另外，对于养育者来说，当他知道孩子遭受家内性侵时，会唤起一种强大的心理冲击，这种冲击中有很多羞耻感，就好像我们看到令人脸红的东西，会把头别过去。

而且这个事件所涉及的人性中的恶实在令人无法直视，就像是我们看恐怖片的时候会用手把眼睛捂上一样，很多父母会倾向于选择把头埋进沙子里做一个鸵鸟。

在我经历过的咨询案例中，父母在孩子受害时别过头去，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无法面对复杂残酷的家庭氛围，就只好保持沉默，让手无寸铁的孩子变成牺牲品。

《玫瑰的故事》剧照

千山鸟：上一辈对性侵的心理创伤的严重程度是没有认知的。我遇到过一个被亲戚性侵的女孩，她告诉妈妈后，妈妈没有否认，但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妈妈会说，这件事不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吗，他也没把你怎么着，你不也活得好好的。妈妈甚至反过来批评她：你怎么这么记仇？还会希望她对亲戚要客气，要讲礼貌，完全意识不到她内在的伤痛。

在门罗这个案子里，我觉得特别可贵的部分是，斯金纳的哥哥、姐姐隔了多年才去直面斯金纳受到的伤害，但他们好歹做出了这一步，很多家庭是一辈子都没有做到这一步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门罗女儿的自述中，门罗在收到女儿揭发丈夫的信后，离开了丈夫两年，但之后又回到了丈夫身边，并对女儿说，这是你跟他之间的事，与我无关。您如何看待门罗在面对这件事时的心理活动？这件事尤其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我们认为门罗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女性。这么有力量的女性，怎么会离不开一个罪犯呢？

瞿小栗：我也看门罗的小说，她的故事里有两个永恒的主题：沉默和秘密。很多作品都在讲原谅，一个人原谅另一个不可原谅之人，而原谅者注定生活在永恒炼狱中，包括纠缠、背叛、性的混乱，我读的时候会猜想她一定有很多内在的心理创伤在其中，否则你不可能总是去写被困在某种情境里的女性。所以我看到门罗女儿的自述后，并不觉得特别惊讶，生活的复杂性总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门罗在看到女儿的信后，短暂离开了丈夫一段时间，但在那之后她回到了丈夫身边，并且在一年后发表了《破坏分子》，这个故事讲述了儿童长期遭受性侵的创伤经历，但小说中恰好有一位成年女性选择对其视而不见。我不确定门罗是否认为女儿的信“破坏”了她的美好生活，这只是一种猜想——在现实案例中，我的确见过“受伤的母亲”无法面对自身艰难处境，便怪罪于同性女儿身上，将其视为自己“美满人生”的破坏者。

后来，她告诉女儿，如果你要求我因为你离开这段婚姻，就是一种厌女。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在我看来，这里似乎有一种祈求的意味，她好像在说，你可不可以救救我，让我的生活可以平静地继续下去。她希望女儿饶恕她，放过她。她在其中的表达似乎是，如果我的婚姻毁灭了，我就被抛弃了，这样会杀死我的，而你就是那个破坏者。

当门罗的女儿有孩子后，她告诉母亲，我希望继父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但门罗却冷冷地表示这会给自己带来大麻烦，理由是“我不会开车”。从那之后，女儿基本上跟门罗断绝关系，因为她对母亲的期待，一次又一次地被挡在门外。我看到这段叙述，觉得既愤怒，又悲伤，因为这很像是一个母亲在跟女儿说，我不得不依赖一个人来照顾我，我两边都不想失去，无法从这种困境里脱离出来。

其实，现在读《破坏分子》我能感受到门罗的羞愧感。没有羞愧感，她可能无法在小说中一次次描写那些创伤。当我们无法消化自己的“破坏性的羞愧感”时，我们反而会表现出很冷漠和无情。许多临床资料显示，残忍的施暴者往往自己也曾是被虐待经历的受害者。

《她和她的她》剧照

事实上，门罗在自己的一生中好像一直在逃离。她1931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进入大学，得以逃离自己的原生家庭，结婚后她一边照顾三个女儿，一边努力写作，由于难以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大多数小说篇幅较短，之后离婚嫁给第二任丈夫，在其中我猜想也会有许多没处理好的创伤。结合她生活的年代，她经历过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后时代，女性的选择是更少的。

面对第二任丈夫，我不觉得门罗没有想过逃离，但她在现实中没有向斯金纳道歉，去发展自己有力量的部分，她的逃离可能就止步于文学世界了。她把想要逃离的部分解决掉，所以她就会给自己找很多借口，合理化自己回到丈夫身边的行为。比如说，她跟女儿说，这是你跟继父之间的事，与我无关。如果这是门罗在表达自己对丈夫的爱意，我感到里面隐含着向攻击者认同的味道，我打不过就加入。

我不是在为门罗开脱。

我们当然希望母亲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愤怒会让我们看不到母亲是需要得到支持的。回到现实层面，事实上，在很多关于家内性侵的研究中，很多专家都会讲，我们首先要去支持的，往往是家庭里的母亲。她处于妻子、母亲的双重角色中，她可能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如此复杂的关系，或者说，她不知道性侵对于孩子会造成的伤害，又或者，她本身就是一个家暴的受害者。

我们好像都在假设说，门罗可以非常有力量的搞定自己的人生、离开丈夫并且帮助她的孩子，好像我们对于母亲的期待就是这样的，母亲需要为孩子所受到的伤害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但是大家没有看到这个系统性的问题。如果说孩子唯一能求助的地方，就是母亲。但母亲又势单力薄，做不到什么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有一个对这个家庭的支持系统？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个案。在女儿遭受继父猥亵，试图向母亲求助时，却发现母亲也非常害怕、无力，不希望失去这段婚姻。一个外表很成功的女性，也有可能在内在情感上是依附性的，软弱的、无能的，甚至没有价值感的。她对性也可能有很强的羞耻感。她会感受到，如果这个秘密被公布，自己也会被钉死在耻辱柱上。

《三联生活周刊》：在社交媒体上，我看到一些家内性侵亲历者的自述，其中描述的黑暗让人难以直视，我会感觉到窒息，甚至有点像看鬼片。我想知道，您跟这样的受害者一起工作时的感受是什么？怎么去理解她们所遭受的创伤程度？她们在成长过程中会遭遇哪些挑战？

严艺家：鬼片这个描述非常精准，因为家内性侵会给人一种感觉，它可怖到你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存在，就像鬼一样。很多长期受害的孩子，会出现一种“解离”的状态，就像是在空中远远地看着自己经历一切，她自己都怀疑那一刻的真实性，因为她太害怕了，灵魂就像是被分裂了出去。

所以我在自己的播客中谈到，很多长期经历性侵的孩子，会困惑于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甚至无法体察到自己的感受。当她的生活风平浪静的时候，她也会怀疑这一切是真的吗？

解离不止发生在受害的当下，还会延续到日常生活中。一个被家内亲属性侵过，且未得到过帮助的人，容易形成一种自动化的思维：如果一件事痛苦到我难以消化，我就把它推到一边，假装它不存在。

当我听到来访回忆自己小时候被家人性侵的过程，我会有很多躯体反应，有时候肚子很难受，感觉胃缩在了一起，有时候脊背发凉。但是，我所体验到的悲伤、愤怒和羞耻，有时候在来访者的讲述中是缺失的。她们讲述时面无表情，状态十分抽离，仿佛她们拒绝体验到的那些痛苦，转移到我身上了。

她们看上去很“正常”，可其实内在已经千疮百孔了，没人能看见她们的孤独、羞耻、悲伤、愤怒，甚至连她自己都意识不到，但是痛苦却会以身心障碍的形式出现。有人常年惊恐发作，或者进食障碍，或者常年有各种查不出原因的疼痛，甚至可能会自伤。

《她和她的她》剧照

施害者同时是养育者或者近亲，常常会让受害者感到困惑，别人对我的好，是为了引诱我，还是真的对我好？如果我百依百顺，会不会就免于被侵害？

在长大之后，她们需要面对的一个常见的困难是人际关系的边界混乱。她们往往不知道他人对我的好是为了利用我，还是真的在帮助我，谁是值得信任的，谁是我需要闭嘴的，她们很难跟谁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

一方面，她们好像可以跟任何人都很熟络，但又完全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吸引到会利用她们的人。更严重的时候，可能会不自知的一次次在身体、金钱、事业甚至是甚至生命层面被剥削。比如，当她们进入职场后，可能特别容易被性骚扰。她们在精神健康方面也面临高风险，比如在边缘型人格障碍群体中，有相当比例的人群小时候经历过严重的身体暴力或者性侵。

很多受害者成年后，都会对于“性”相关的体验有着极大的羞耻和内疚。她们虽然看似从未远离过“性”，但其实难以体验到性的愉悦，会在每一次身体接触中，感觉到源自过往的羞耻和内疚，或者觉得自己身体里面很脏，但这种创伤体验只有她自己知道，别人很难意识到。

美国著名儿童心理创伤领域专家布鲁斯·佩里（Bruce.D.Perry）曾在著作《登天之梯》中，记录了一位长期被性侵的小女孩的案例，那个小女孩一进屋就爬到了他的腿上坐下来。他说，那一刻他心碎了。因为他发现，被侵害的经历让那个小女孩形成了一个自动化模式，只要房间里有一位成年男性，我就要去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他。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创伤反应。

通常我们认为，在我遭遇创伤后，我就会远离创伤。但是现实中的心理创伤带来的结果是，受害者经常会无意识地一遍又一遍的去重复类似的创伤体验。因为她们会有一种巨大的渴望想要改写这个结局，为此她们会在无意识中去创造机会重现那些场景，这是令治疗师感到非常无力但又要努力抱持住的部分。

所以在小女孩坐上治疗师的腿上时，她其实是想去改写那个充满创伤的场景的。佩里让这个孩子下来，并告诉她，这样做不合适。他还在书中记述道：那一刻，这个孩子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在她看来这个行为很”正常“——这种认知和行为令人心碎。

总之，家内性侵的创伤，就像是一个来自于过去的幽灵，它无处不在，会不断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出现。

《她和她的她》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针对这些受害者，心理治疗是怎么展开的？

千山鸟：对于遭遇家内性侵的来访者来说，破除羞耻感是最重要的功课。

羞耻感让她们难以开口，觉得是自己做了坏事，而不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她们要么难以表达愤怒，要么愤怒到过度夸张，这都是羞耻感的表现。在整个疗愈过程中，我需要不断地去告诉受害者，这不是你的错，是对方的错，你没有力量去反击也是正常的，因为你是孩子，你不用自我攻击、自我否定，要帮她把扭曲的现实掰回来。

边界感不清晰，是很多家内性侵受害者要面临的问题。我们有一个测试人际边界感的游戏：在教室里，让学员们分成两排，面对面站着，隔着四五米的距离。其中一排的学员站着不动，去感受自己的身体，另一排往对面走，全程都不能讲话，走动的人，要靠去感觉对方的肢体语言去决定是否继续靠近。

在这个游戏中，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女孩，对方一直往前走，从5米走到了1米的距离，那个女孩一直在微笑。

当时我站在比较远的地方，但依然可以看到这个女孩的脚趾一直在往上翘，穿着袜子都能看到。她的腹部也在往后缩，有点晃，好像整个人站不稳似的。这两个信号让我感觉到她想逃，但是逃不掉，她甚至不敢表现出来自己想逃。

后来我走过去，我就问这个女孩，你感觉舒服吗？她说还好。我说，你的脚趾在动，她说：是吗？我告诉她，首先，如果你不想笑，你不需要微笑。她不笑了，整个人好像放松了一点。我问她，你再感受一下，你舒服吗？她说，我不舒服。我让对面的人往后退，继续观察女孩，她面无表情，没有发出任何身体信号。

对方一直往后退，直到退到墙角，退无可退。我再问女孩，你舒服吗？女孩还是说，我不舒服。

然后我就问她，你希望怎么样，她说，我要她离开这个教室，我不想看见她。另一个学员立刻跑了出去。我问她，“现在你舒服吗？”“不舒服”。“那你想要什么？”“我要把这个墙推掉”。

这是一个让我很震惊的案例。练习结束后，女孩坐在墙角开始哭。她开始告诉我，她在幼儿园的时候就遭遇过性暴力，后来还遭遇过校园暴力。她看起来很可爱，甚至很有亲和力，她从不表现出社交上的恐惧，但她只是在否认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们还需要帮助这些受害者找回自己的力量。

我曾经帮助一位遭遇过父亲性骚扰的女孩进行过戏剧治疗。能走入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她父亲对她的侵害程度不算严重，而且在找到我之前，她跟谈话类的治疗师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有一定的自我觉察意识，我们在建立信任之后，我才有机会帮助她直面童年创伤。

在教室里，我们再现了过去的创伤场景。一开始，由我扮演女儿，来访者扮演父亲，这样我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到她被侵犯的细节，在被父亲抚摸胸部的时候，她当时假装睡着了，呈现出一种僵化的状态。

之后我们交换角色，我告诉她，这一次你演女儿的时候，要记得反抗，我可能会演一个更加邪恶的爸爸，需要你更有力量的反抗。我们进入角色之后，我饰演的施暴者遭到了非常激烈的反抗，直到我也没办法下手了。后来这个女孩就哭了，她替那个过去不能够反抗的自己感到委屈。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里面的原理是，受害时她还是个弱小的孩子，在家庭里是一个依附者，但找到我时，她已经成年了，身体和心灵层面都更强大，但内在的感受还停留在小时候被害的那一刻，恐惧、悲伤、愤怒还锁在身体里。这次治疗是要把被卡在过去里的她释放出来，让她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强大和力量感，作为受害者的无力感才会慢慢消失。

《嘉年华》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养育者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才能保护好这样的孩子？

严艺家：在我看来，解绑这些非常复杂的家庭内部动力，并不能依靠养育者，而是在于社会层面。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儿童保护体系去干预家庭内部的病态模式。

说白了，当一个孩子遭遇家内性侵，大部分养育者都很难有内部力量去做出转变，很多时候，这个家庭会形成一种共谋，把秘密藏起来。由于性侵害所唤起的羞耻感实在太过强烈，想要靠家庭内部力量去解决，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在这个时候，孩子有没有这样的信任与底气，可以向邻居、老师或者社工去求助，当被求助者获得消息之后，又可以怎么去救济这个孩子，这是全社会要去面对、思考的问题。

在英国有一套防止未成年人受侵害的报告制度。和儿童一起工作的人都负有儿童安全保护的报告义务，但凡孩子有一点让你觉得疑惑的状况，哪怕没有任何证据，你都要立马去报告给所在单位的儿童保护专员，联络相关部门开展调查。对于遭遇家内性侵的孩子，这个保护体系会有社工介入，评估家庭的照料养育功能，必要时会启动收养寄养程序，或者启动保护令，限制施害者或恋童癖靠近孩子。

这是一套花了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体系，看起来很完善，但还是会有漏网之鱼。调查启动之后，经常会因为证据不足把有高度嫌疑的人给放了。我作为儿童心理治疗师，仍然会在工作中看到并没有被这个体系保护到的孩子，所以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难题。

但是哪怕施害者被放过了，对孩子来说，这个被调查的经历也非常重要。她需要知道这个世界本不应如此运行，知道自己经历的一切本不该由自己经受，否则她始终都活在一个疯狂的、无序的、完全颠倒错位的世界中，连什么是“正常”与“健康”都不知道，这种混乱感是具有毁灭性的。

你会发现有些经历过家内性侵的孩子，长大之后可能会说，我邻居家有个小姐姐，当时她跟我说要去报警，这是我唯一一次感受到周围有人是关心我的——这个瞬间哪怕微不足道，也会让她意识到“正常”的世界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