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大唐王朝爆发了一场历时七年零两个月、几乎葬送了整个帝国的叛乱，因为两位叛乱的主角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历史上称为“安史之乱”。

这场叛乱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千二百多年，过往的一切也早已灰飞烟灭。但是，当年叛乱者铸造的两种钱币，作为那场叛乱的实物见证，历经千年的沉寂，依然记录着当年的一切。

先来看看这两种钱币。如图所示，“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都是圆形方孔的汉文钱。其中，得壹元宝钱文顺读，制作工整，钱径约35毫米，重12.5克左右；顺天元宝则是年号钱，因为史思明称帝后曾以“顺天”为年号，除了顺天元宝之外，还有顺天通宝。文字也是顺读，版式风格和尺寸大小都与得壹元宝完全相同。钱文书体都是八分体，背面都有无月纹和带月纹两种版式。

安禄山与史思明的身世

我们首先需要来认识一下发动叛乱的两位主角，即安禄山和史思明。

可能很多人都以为安禄山和史思明是汉人。实际上，他们俩都不是汉族，熟悉西域历史的人，通过姓氏基本上就能判断出，他们俩是来自中亚“昭武九姓”中的安国（今布哈拉）和史国（今撒马尔罕以南），父系应该是属于伊朗系的粟特人，但是他们又都自称是突厥人，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伊朗系的粟特人与突厥人的混血儿。因此，新旧《唐书》都称他们为“营州杂胡”，“营州”是今天辽宁省朝阳市的古称，所谓“杂胡”更是一语道出了他们的混血身世。

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阿史德氏最初是突厥的一名女巫，后来改嫁在突厥军队供职的粟特军官安延偃，因此冒用安姓，叫安禄山。“禄山”是粟特语“明亮”一词的转译，最初译为“阿荦山”或“扎荦山”，如果按照今天的翻译方式，译成“亚历山大”似乎更合适。

史思明本姓阿史那，属于突厥的王姓，原名为阿史那崒干，意为“眼睛苍色的狼”。少年时与安禄山一起在营州柳城长大。成年以后，二人仍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会六种蕃语，担任过互市牙郎——这是一个负责边境地区贸易的官职。

仅从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名字，我们似乎就已经能感觉到这两位都不是省油的灯。但是，这显然并不能构成他们发动那场叛乱的理由。因为按照常理来分析，他俩毕竟都是草根一族，又位于边疆地区，完全不入主流社会。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然还真的就发动了那场几乎颠覆大唐帝国的叛乱。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客观地讲，这与当时唐朝所推行的民族政策以及朝廷内部的矛盾有关，需要从唐太宗平定东突厥汗国说起。

安史之乱爆发的背景

贞观四年（630）唐太宗灭东突厥汗国之后，将归顺的突厥部众安置到了山西、河北一带。这一带原来就杂居着契丹、奚等游牧民族。另外，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很多来自中亚地区以经商为业的粟特人也散布于陕西、山西至河北、辽东一线。于是，从河北的北部一直到辽宁的西部一带，就成为诸色胡人的杂居之地。高适的《营州歌》“营州少年满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就形象地描述了当时营州一带胡人的生活情景。唐朝政府为了便于管理他们，就倚重能通多种胡语的少数民族来负责当地的治安，这就给安禄山、史思明这种既通胡语又会汉语的胡人，提供了进入仕途的机会。

当时为了对外开疆拓土，唐朝在边境驻以重兵，设立了十大兵镇，以节度使为最高的军政长官。这些代表皇帝管理地方的军政长官，因为在受职的时候，朝廷赐以旌节，因此被称为节度使。节度使通常都统领若干个州，权力很大，最初是由中央派大臣充任，立功后往往入朝拜相。但是，以“口蜜腹剑”、阴险狡诈著称的李林甫出任宰相之后，为了巩固他的宰相地位，杜绝边将入朝为相的升迁之路，李林甫就借口文官不懂军事，向唐玄宗建议说，胡人忠勇而无异心，应当重用他们为镇守边疆地区的节度使。因此，唐朝后来的节度使大部分都是由胡人来充当。这样一来，到玄宗后期唐朝就出现了一批驻守在边疆地区、握有重兵的胡人将领，安禄山正是其中的代表。十大兵镇中，安禄山一人就身兼了平卢（今东北）、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太原）三镇的节度使，独自统领主要由突厥、契丹、奚等游牧民族组成的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队伍，兵力最为强大，拥有了反叛唐朝的实力。

发动叛乱仅仅拥有实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野心。安禄山发动叛乱的野心，是随着他对玄宗晚年政治腐败、武备废弛的逐渐了解以后产生的。

安禄山虽然是行伍出身，但是和他的伙伴史思明一样，年轻的时候也干过互市牙郎的工作，通晓九种蕃语，比史思明还要多三种。而且，他非常富有心计，善于察言观色，很会在玄宗、杨贵妃面前卖乖并讨得他们的开心。他虽然体肥形硕，但是胡旋舞却跳得“其疾如风”，博得了酷爱音乐、舞蹈的玄宗、杨贵妃的好感。他更进一步拜玄宗与杨贵妃为父母，据说还让杨贵妃重新“生”了他一回，结果弄得玄宗还要因为“生”了这么一个大儿子，在宫中遍发赏钱，这就是唐代著名的在承天门上撒钱的金钱会。安禄山通过这种方式，既博得了玄宗、杨贵妃的好感和信任，又探得了朝廷的虚实，发现了统治集团内部尖锐的矛盾和政治的极度腐败，因此而有了觊觎帝位的野心。而点燃安禄山反叛野心导火索的，则是他与杨国忠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堂兄，本来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赌棍，只是因为玄宗要讨好杨贵妃而被重用。杨国忠掌权以后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徇私误国之人，尤以妒贤嫉能、阴险狡诈著称。他的前任李林甫一死，杨国忠就以里通突厥的罪名而使其族人遭了大难。杨国忠通过这种方式展示权力，打击政治对手，自然与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安禄山形成水火不容之势。更令安禄山恼怒并恐惧的是，杨国忠还经常在玄宗面前说，安禄山暗藏叛心，迟早要造反，提醒玄宗应该尽快削减他的兵权。因此，安禄山就先下手为强，于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的名义，联合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了一支约十八万四千人的队伍，号称二十万，在范阳蓟城南郊（今北京西南）誓师，起兵反唐。

安禄山虽然是以除去唐玄宗身边奸佞的杨国忠为起兵的号召，但是起兵肯定就是造反。因此，消息传到长安后，唐玄宗震怒，就杀了作为人质留在长安的安禄山之子安庆宗。这样，安禄山的起兵就成了正式的反叛。

两京失守

当时全国承平日久，民不知战，而安禄山却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因此，除大书法家、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兄弟之外，河北其他州县多望风瓦解。叛军如入无人之境，以每天六十里的速度急速南下，十二月便攻占了东都洛阳。第二年（756）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正式称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摆出了要与大唐争夺天下的架势。

东都洛阳失守后，叛军直逼潼关，长安震动。唐玄宗为了提振军心，起用曾经翻越帕米尔高原远征中亚、在怛逻斯河与阿拔斯王朝的伊斯兰军队作战过的高仙芝防守潼关。但是高仙芝主动的战略后退，却被玄宗派来担任监军的宦官认为是胆怯避战，密报朝廷后高仙芝被斩首于阵前。接替他的指挥官哥舒翰，也是一位久经战阵，富有经验的名将，他想凭借潼关的险要，据险死守。但是与他素有矛盾的杨国忠，利用玄宗想尽快平定叛乱的心理，逼他仓促出击，结果惨败。哥舒翰鉴于高仙芝悲惨的结局，为了自保便投降了叛军。

潼关一破，长安最后的防线就崩溃了。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在军队的护卫之下，仓皇逃离长安。次日住宿在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北），护驾的禁军因饥饿和疲惫，都愤怒不已。他们知道安禄山叛乱的借口是跋扈的杨国忠，恰在这时看到杨国忠正在与从西边过来的吐蕃使节在一起说事，于是有人高呼“杨国忠在与胡虏商量谋反”，愤怒的兵将们便一拥而上，乱刀杀死了杨国忠和他的儿子以及姐妹们。这种情况下，玄宗也只能认定杨国忠为谋反，虽然嘉奖了哗变将士，但是他们仍然不愿遵从玄宗的命令，要求缢死杨贵妃。无奈的玄宗，在高力士的苦劝之下只得依允，最后由高力士在附近的佛堂绞死杨贵妃，才勉强平息了哗变。接着逃难的队伍兵分两路，一路护送玄宗进入四川，另一路则跟随太子李亨去西北依托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李亨后来在灵州（今宁夏灵武）登基，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这就是唐肃宗，改元至德，领导起了平叛的大业。

史思明登场并铸造货币

就在玄宗退位的第二年，即至德二年（757），叛乱的一方也出现了权力更替。这时已经称帝的安禄山因为眼疾失明而性情暴躁，更加反复无常。担心地位不保的太子安庆绪，杀了他的父亲安禄山后即位称帝。这样一来，叛军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于是拉开了第二个反叛主角史思明登台的序幕。

史思明胸怀大略，骁勇善战，曾经多次立功，很受玄宗的赏识，他的名字“思明”就是玄宗给改的。安禄山死后，郭子仪乘机借助回纥的力量收复了长安、洛阳，叛乱似乎很快就要被平定了。识时务的史思明于是归降了朝廷，被任命为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但是，已经被叛乱折腾苦了的朝廷，对史思明始终不放心，怕他再次反叛，于是就想设计暗杀他，结果计划败露。无可选择的史思明于是再度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并于乾元二年（759）杀死安庆绪，自己称帝，国号为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第二年四月史思明再度攻陷洛阳，战乱又进一步扩大，平叛的事业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起点。

如果说史思明与他的伙伴安禄山，在反叛的舞台上，所表演的内容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他不仅能攻城略地，还知道铸造发行货币的作用，这样既能表达他改朝换代的愿望，同时宣示其帝位的合法性，还能为他的叛乱事业筹集经费。这说明史思明的政治才干绝不亚于安禄山，甚至还在他之上。

史思明先后铸造的两种货币，即“得壹元宝”和“顺天通宝”都是在他占领洛阳称帝之后，销毁佛像铸造的，事见《新唐书·食货志》：“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壹’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通）宝。”

得壹元宝的文字书写很怪，上下文字方正，左右文字竖长，不守规矩，肆意妄为，很有一股反叛的模样。比文字书写更不寻常的是钱文选用“得壹”两字。因为一般的情况下，铸造货币不用年号就用国号。“得壹”既不是年号，也不是国号，却被史思明用来铸钱，这必定另有寓意。我们试着来猜测一下史思明的用意：这里“壹”即“一”。因此，“得壹元宝”可能是取义于《老子》第三十九章中的一段话，即：“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作为反叛的胡人，史思明可能是想用铸造“得壹元宝”的方式来表示他也是天下的正统，是位真命天子。但是，因为“得一”也可以被解读为“只得一年”，这就让期盼帝祚长久的史思明很是尴尬。于是，他便改元“顺天”，重新铸造“顺天通宝”，表示他起兵造反是“顺天应人”，仍然是要强调他才是顺应天命的真命天子。这说明史思明已经是一个非常汉化的胡人，不再是一味蛮干，已经会打舆论宣传战了。

得壹元宝和顺天通宝，与开元通宝钱按1∶100的比值同时流通，即“以一当开元钱之百”。这与我们下一节将要谈到的第五琦铸造的当十的“乾元重宝”钱，以及当五十的“乾元重宝”重轮钱一样，都是虚值的大钱，目的是搜刮百姓的钱财。但是，作用却刚好相反，一个是为了发动叛乱，一个是为了平定叛乱。史思明铸造的是当百大钱，手段更为强悍，这与他反叛者的身份也相符合。

史思明当年铸钱，因为用的是销毁佛像的铜，后人因此有“得壹谁知谶未真，顺天新铸有重轮。洛阳古寺铜销尽，都是如来劫后身”之说。顺天通宝是由得壹元宝改铸的，得壹元宝铸造的时间短、数量稀少，因此钱币收藏界有“顺天易得，得壹难求”的说法。顺天通宝因为流通时间比得壹元宝稍长，有减重的现象，版式也更加复杂一些。

史思明虽然想通过铸造货币的方式，来表明他是顺应天命的真命天子，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证明他仍然只是一个反叛的胡人，结局与他的前任安禄山惊人地一样。他俩就像是下凡的同一星宿，无论是在位的时间，还是死的地方，乃至于死的方式，竟然都如出一辙，都是死于自己的儿子之手！差别仅仅是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领养的。这种结局真是不可思议！在唏嘘之余，我们不禁要感叹，这可能就是政治冒险的代价，亲情、人性一旦被政治野心操控，任何悲剧都有可能发生，即便是亲生父子，也会自相残杀！

上元二年（761）史思明被他的养子史朝义杀死后，叛军再次爆发内乱。郭子仪又一次乘机借回纥之兵收复了洛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穷途末路的史朝义被其部下李怀仙诱杀，而成为李怀仙归降朝廷的投名状。至此，前后延续了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始告平定。

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安史之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了，但是，经历叛乱之后的唐朝已经不再是此前的唐朝了。因此，“安史之乱”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唐朝，对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的分水岭。

首先是从叛乱队伍中分化出来的，以“河朔三镇”（卢龙、成德、魏博）为代表的军团，继续盘踞在以河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他们虽然表面上归顺了朝廷，实际上却是以节度使的名义实行军阀统治的割据势力。唐朝从此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由全盛转入了衰落。

其次是为北宋的灭亡预留了伏笔。因为唐朝始终无力控制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河北军阀。因此，使得随后的五代以及北宋政府，重建北方国防线的计划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契丹势力的南移给北宋造成了非常大的战略压力，并因此而亡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都直接与“安史之乱”有关系。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再次是叛乱平定之后，在思想界引发了对此前曾经风靡一时的“胡化”现象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后来又进一步演变成为韩愈等人所发动的复古运动。经过这场复古运动的洗礼，唐朝前期那种开放、自信、多元的社会风气，被后期保守的仅仅以中华古典为上的思潮所替代，并最终导致了宋朝的内敛、懦弱和不自信。从此，文武并重的价值观被重文轻武的观念所替代。

最后是国家的管理模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此前，唐朝是继承了北周武川镇军阀系统的武力国家，以武力为立国的根本，政府所有的活动都是直接向民众派发，力役的负担占很大的比重。但是，此后采用了新的方法，实行“两税法”，向民众收取货币税的比例开始增加。武力国家由此逐渐转变为财政国家。如国内发生叛乱，就用金钱雇用胡人来帮助镇压；如遭外敌入侵，则用金钱达成和解。这些都为后来的宋朝提供了先例。从此，货币在社会生活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