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藏于民间，真的是荒唐之举吗？

藏书家韦力接受采访时感叹自己玩成了“孤家寡人”，因为当下大量的古籍善本基本都归了公藏，民间流传的精品只占到存世总量的百分之一二。而古书进入公立图书馆后，就变成了“死书”， 再也难以给爱书人带来乐趣。因此，他强调：自己手中的藏书最终要重新流入市场，这样才能给一代代的爱书人带来快乐和感动。

对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齐东方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果说热爱就要让文物流到个人手里，这种逻辑很荒唐。而且以一己之力做古籍收藏，又能收藏多少？”于是，藏古书于民间的得与失、公藏和私藏的利与弊便成了业内藏家、专家争论的焦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齐东方：

只有“藏书于馆” 才能发挥古书公器作用

个人收藏古籍善本，可能会比公立藏书机构更爱惜书籍，但在发挥古书的公器作用上，则难以和图书馆相提并论。

藏书家如果能建一座图书馆，并对公众开放，那善莫大焉；如果做不到，只是把古书当成个人财富，那就很没意思了。书和文物不一样，书更需要人来读、来看。即便是文物，如果说热爱就要让文物流到个人手里，这种逻辑很荒唐。而且以一己之力做古籍收藏，又能收藏多少？

就古籍善本的修复和保护看，也是公立机构做得好。古籍容易被虫蛀，修复是个非常大的难题，需要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但当下国家又无法大规模培养，一般只有大型的图书馆才具备专业的修复队伍。毋庸置疑，书籍的生命力就在于被看，哪怕是古书，也是这样的道理，保存好的目的无非就是让后人也能看到。

同时我认为，中国近现代的学术之所以不发达，和我们的公共图书馆出现得太晚、公藏事业发展太慢大有关系。中国以前有藏书阁、天一楼，但那能算图书馆吗？什么人才能进去看呢？中国的图书馆是近代从国外传入的，到了五四前后才出现。有人将古代的藏书楼和图书馆混为一谈，其实是不对的，道理很浅显：图书馆是公益性的，而藏书楼不是普通人可以进去的。中国近代为什么出不了大科学家和大学者，就是因为普通人没有看书的机会。一个国家，只有图书馆、博物馆等公藏事业发展了，才能让更多人获得知识，促进现代化进程。所以图书馆、博物馆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很大的进步。

总之，所有文物(包括古书)，在个人手里，并非不行，只是缺少公益性。好的、价值很高的东西，如果深藏不露，什么作用也没有。如果好书进了图书馆，工作人员千方百计不让人看，那是图书馆管理上的问题，属个别现象，或者制度上不够完善。

广州博物馆馆长 程存洁：

公藏古书使用率和寿命 非私藏所能及

公藏的古籍善本，虽然看的时候会麻烦一点，要审批，要守规矩，但这并不等于就兴味索然了。对很多人而言，到图书馆去，正襟危坐地展开一本古书，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而且，古籍善本进入公立机构收藏，在流传久远上，应该比私藏更保险。我们看历史上的大藏书家，经过几代以后，最后的结局往往是家藏散尽，有哪个到今天还能够一脉相承的呢？个人爱好也无法遗传，虽然说耳濡目染有一定影响，但常常是爷爷喜欢的，儿孙不一定会喜欢。再加上一些突发事情，或战乱或自然灾害，书又是易碎品，很难保证世易时移还能经久不息。

而公立机构的保存，无论使用率还是寿命，是纯粹出于爱好的私藏没办法比的。因为公立机构会建立起一套制度来保障古书的流传、存世。虽然很多制度需要一步步去完善，但毕竟是有组织有体系的。有人可能会说，自己捐给图书馆的书，很多也不知所终了，就是清代皇宫里的藏书，如今不知流落何方的也不在少数。但这种情况的几率和波及面相对要小一些。个人的力量还是没有组织的力量或国家的力量那么大。

同时，古籍善本进入公藏机构，受益的人群和范围肯定更广。大家总不能蜂拥到一个藏家家里去看他的藏书吧。为什么国外那么多藏家老了都愿意把东西捐献给公共机构？就是希望他的藏品有个最后的归宿，能为更多人服务。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前善本室主任、

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 沈津：

民间收藏家的研究成果 远胜某些公藏机构专家

据我所知，新中国成立至今，无论是善本还是普通线装书，确实有95%以上都进了省市一级的公立图书馆、大专院校图书馆或科学院系图书馆。但是，目前国内的一些图书馆，要去看善本书，除了手续，甚至还要付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我们知道，中国的图书馆很晚才出现，以前公家的收藏远远不及私人。像清代，整个内廷所藏的古书也就一万三千多部。而清代的四大藏书家——丁家的八千卷楼、瞿家的铁琴铜剑楼、杨家的海源阁、陆家的皕宋楼，藏书量就已远远超过内廷的收藏。清人叶昌炽所作的《藏书纪事诗》，收集了从宋代开始的七百多位藏书家，后来各地还多有补充。中国传统文化能一直延续下来，历代藏书家功不可没。

当今的藏书家也有这样的意识，共享其收藏成果，值得推崇。在国内的文化艺术品市场还没形成之前，部分民间收藏家就先人一步，抓住了契机，开始收集古籍善本，包括一些普通线装书，这完全是出于热爱，很了不起，像韦力、励双杰等都是很优秀的收藏家，他们的典藏绝对不能忽视，因为藏书中有相当的品种甚至在公家馆也不见收藏。可以说，民间收藏家为民族传统文化典籍的保存及整理、研究、化私为公地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我知道，他们也在计划或正在把自己所收的重要古籍影印出来供学术界分享。举例说吧，目前全世界收藏家谱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图书馆，有18000部左右，但残本占了一大半，而专收家谱的民间藏家励双杰，拥有的1800部家谱都是全本，除了上海图书馆，国内任何公立图书馆都难以望其项背。现在，励双杰把自己所收的珍稀家谱汇编成刊，第一辑影印版已经面世了，非常有学术价值。可以说，这些民间藏家正在延续古代藏书家的传统，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比某些图书馆中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工作人员要强得多。

公立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作为公器，应当好好保管，更要用活。其实，宋元明清流传下来的各种古籍善本，所用纸张多为皮纸、麻纸、竹纸、毛泰纸等。皮纸、麻纸都有拉力，有韧性，除非刻意为之，并不容易弄坏。可是现在，研究者要看一些稀见的珍本，竟然要一些繁琐的手续，甚至要付费。我觉得对于一些大图书馆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把珍稀善本影印出来，化身千百，让孤本不孤。作为图书馆人，万不可有奇货可居的心理，而要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肚量。

总之，我觉着古籍善本无论是公藏还是私藏，只要能够影印出来为大家所用，就是“盘活”了。如果进了图书馆就封于书库不见天日，无人知道，那确实是“作古”了。只有公开，才能真正发挥古籍善本的功用。目前，国内的几位顶级藏书家在这方面做得颇好，公立图书馆在保存、修复古籍上也日见其效，国家更设立了古籍保护中心，但在发挥古籍的公器作用上，还有待提高。

文献学家、藏书家王贵忱：

私藏有利于专家学者做尖端研究

若要追溯公藏和私藏的历史，我们可以从史书中看到：萧何攻进咸阳以后，第一时间就把秦代的图书文献保护起来，他很重视传统，三坟五典全都保存下来了。《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书，就是最高权力机关所收藏的书。可见，秦汉时期就已经有国家书库了。但在那个时候，也有像班固、刘向这样的大藏书家出现，如果他们家里没有那么多典籍，恐怕很难做出大学问，写出大部头。这充分证明了私藏对专家而言，太重要了。

不过，我认为私藏和公藏应该两条腿走路，不能偏废。因为公藏是普及化，私藏是专业化，两者既对立又相辅相成，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普及是进行基础、常识性的训练，对大众而言很重要，但做研究要尖端，必须专家来完成，要“脱离”群众，有自己庞大的收藏体系，才更容易出成果。像我自己对张之洞、曾国藩等人的认识，如果没有那么多珍稀资料的收集、汇总，放在身边随时查阅，哪能获得那么清晰的认知？

不过两年前，我把自己所收藏的很多近代名家的作品，像龚自珍、张之洞、曾国藩、罗振玉等人的真迹，都捐给了广州图书馆，只留一点给自己做研究。我已经85岁了，这些东西在个人手里，恒温保存等都是难题，为了流传，我很乐意捐出去。虽然公共图书馆也可能出现偷盗或者遗失等情况，但一般不会太严重，不会一下子出现烟消云散的情况。当然，我也有要求，就是图书馆要做专藏，而且不能对外开放。像张之洞的一百多件东西，如果放开让大家看，东一只手摸摸，西一只手弄弄，那很容易就坏掉了。大家要看，要研究，可以看胶片、看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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