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馆花鸟画盛宴：汇聚沈周、徐渭、郎世宁等大师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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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起，“花开盛世——中国美术馆藏花鸟画精品展”于中国美术馆开幕。陈容、沈周、徐渭、郎世宁等名家作品均有展览。中国美术馆吴为山馆长表示，与山水、人物相比，花鸟是最能反映人与动植物鲜活关系的画科。无论是花鸟草虫蔬果，还是翎毛鳞介禽兽，皆被归入这一科。此次展览汇集了中国美术馆藏花鸟画精品一百余件，将中国宋元以来的花鸟画传统藉由具体作品进行了梳理。

林风眠《四鹭》

展览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展出宋、元、明、清的花鸟画作品，以陈容、夏昶、沈周、陈淳、徐渭、蓝瑛、朱耷、恽南田、郎世宁、郑燮等书画家的花鸟画为代表，展现了古人观察自然的特色视角与抒情写意方式。

第二部分展出近现代花鸟画作品，任颐、吴昌硕、齐白石、陈师曾、徐悲鸿、刘海粟、潘天寿、林风眠等艺术家或立足传统，或以西润中，将花鸟画的构图、色彩、笔墨、内涵不断拓展变革，也使花鸟画的抒情性和象征性得到新的发展；第三部分展出当代花鸟画作品。当代画家们推动不同画种、画材、画法、画境的交叉结合，体现出自己新的风格。

明陈淳《芙蓉》60.8×32.7cm中国美术馆藏

逸笔草草、形神兼求

花鸟画自中晚唐时期逐渐从人物画、山水画的衬景中脱离出来，并在借鉴人物画、山水画优长的基础上独立成科。后经五代黄筌、徐熙加以承续与发展，形成“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两种特色画风，使花鸟画艺术逐渐走向成熟与完善。自宋代以来，中国花鸟画开始高度发展，宋代院体工笔花鸟画与文人写意花鸟画均获得了较高的艺术史地位。

苏轼等文人画思想的融入，为“四君子”一类的花鸟画注入新的气象。艺术家将人的审美观念与动植物的自然特征结合，也将它们的个性特征与人类的象征、比拟手法相结合，以物写情，开拓了花鸟画的意象与内涵。这一时期，以梅、兰、竹、菊、松、柏等为代表的植物题材，以鹤、雁、马、牛、猿、鱼等为代表的动物题材得到了集中而深入的表现，并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托物言志的艺术与文教形式，呈现出繁荣景象。

到了元代，花鸟画除了在承继前代院体基础之外，还出现了水墨花鸟画，即墨花墨禽，侧重于笔墨技法的探求，使花鸟画变得更为潇洒简逸，且与诗、书、画融为一体。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钱选、李衎、赵孟頫等，在水墨技艺上下功夫，为明清水墨写意画的发展做了重要铺垫。

明徐渭《墨花图》（局部） 31x466cm 中国美术馆藏

进入明代，虽有边景昭、吕纪宗法黄筌；夏昶、孙隆宗法徐熙；孙克弘、周之冕等融合工写之长，创勾花点叶法，自成一体；也产生了陈老莲倔拙的花鸟画风，但以林良、陈淳、徐渭等人笔墨简约、泼辣豪放的水墨写意花鸟画最具代表性。写意花鸟画在清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或笔墨圆浑厚重，色彩鲜明，或以书法篆刻金石用于绘画，笔墨苍老厚重，气势雄浑，对于民族传统花鸟画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此时无论是潇洒挥就的杂花，还是冷眼示人的水鸟；无论是中锋写就的残荷怪石，还是墨笔纷飞的写意面块。它们均借助于花鸟画这种适于抒情的特殊载体，将中国画的写意方式再进行发展，并影响了人物画、山水画的写意方式与语言构建，使得写意性成为中国画的最大特征之一。

郑燮《墨兰》

同时，明清时代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与工商业的繁荣，艺术与市场，文化与生活接轨，职业画家队伍倍增。以花鸟画谋生的艺术家不断以生动鲜活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情景，如“花容月貌”“花开富贵”等讨口彩的形式，使文人艺术与市民艺术共同发展。

此次展览的第一篇章则展出从中国美术馆藏品中选出陈容、沈周、陈淳、徐渭、朱耷、恽南田、郎世宁、郑板桥、李方膺等画家的作品。它们基本上涵括了传统花鸟画从双勾（工笔）、没骨（写意）演变下来的勾勒法、勾填法、没骨法、勾勒与没骨结合法、勾花点叶法、点垛法等技法形式，同时也呈现了形神兼备、装饰趣味浓重的院体画风和不求形似、逸笔草草、水墨技巧高超的文人画风。

郎世宁《九鹤图》（局部）

与古为徒，推陈出新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全国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间，西学与传统中国文化激烈碰撞，面对传统中国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花鸟画家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笔墨技巧，形成了独特的形式风格，产生了任颐、吴昌硕、齐白石、陈师曾、陈半丁、何香凝、高剑父、刘奎龄、于非闇、朱屺瞻、徐悲鸿、陈之佛、刘海粟、潘天寿、李苦禅、林风眠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