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是一部诗文总集,可以为读者提供学习的范例。全书共收诗一万多首,约占全书作品总数的一半。
《文苑英华》还收录一定的北朝乐府,但仍以南朝文风为主,收录隋代乐府时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由北朝、南朝入隋的诗人兼有择选且数量相当。
(一)将乐府诗单独编选
《文选》是按照赋、诗、文的体例编排,在此基础上,《文苑英华》的编排体例变为赋、诗、歌行、文。
《文选》根据诗的题材内容分为献诗、招隐、咏怀、赠答、行旅、杂拟等23类,《文苑英华》也是如此。
《文选》中乐府诗单独编选,这与当时音乐与乐府诗紧密结合有关,人们认为乐府诗不同于一般的诗歌。
宋人也承袭了这种观念,如《文苑英华》共有“乐府”二十卷,选录乐府诗题202个。
如严羽《沧浪诗话》中“有乐府”一类,影宋本《李太白文集》就有“新乐府”,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宋初文人对乐府诗的关注。
(二)主要编选古题乐府
《文苑英华》所选录的乐府诗题既有汉魏古题,也有由古题衍生出的题目,还有部分唐人新创的乐府诗题。
所编录的200多个乐府诗题中,古题居多,围绕这些古题所创作的乐府诗绝大部分被收录到“乐府”类中,个别古题乐府被编入“歌行”类。
《文苑英华》中编入“乐府”类的乐府诗无论题材内容,还是题目本身都与古乐府密切相关,而那些体现唐人革新精神的新题乐府多数归入“歌行”类。
由此可见,编选者认为正统的乐府诗还应该是古题乐府,相对排斥唐人的新题乐府诗,并不将其视作乐府诗。
从《文苑英华》编录乐府诗的特征可以看出,在宋初文人的文学观念中,古题乐府诗才是乐府诗之正宗。
中唐兴起的新乐府创作模式在宋初受到了否定,其实这种诗学观念在晚唐便已出现,在宋初延续下来,直到北宋中期以后,中唐即是名篇、
针砭时弊的新题乐府的价值才重新被人们认可。
(三)不重视乐府辞与音乐的关系
乐府诗从产生之初,便与音乐密不可分,很多诗文集和乐府诗专集都有意识地凸显乐府题辞的音乐性,而《文苑英华》在编录乐府诗时很明显忽视乐府诗的音乐传统。
与另一部宋人编辑的乐府专集———《乐府诗集》比较,该书由北宋仁宗时期郭茂倩所编,收录汉至唐代的乐府诗,是古代收录乐府歌辞的集大成者。
两部书编排体例、收录作品有所不同。《文苑英华》在具体作品的内容编排上,一般只录入诗题、作者和诗歌内容,并且将诗歌内容接近、题面意思相关的作品集中编排一处。
同一诗题下,按时间先后,依次编排,这些与北宋中期郭茂倩编写《乐府诗集》的做法一致。
郭茂倩又根据乐府的渊源和功用分为清商曲辞、鼓吹曲辞等12大类,而《文苑英华》没有再列如相和、杂歌等类别标题,也不按照这些类别编排。
《文苑英华》所录皆为文人乐府,更注重从文本上关注乐府诗,不再关注乐府的音乐传统。
两部总集除了在选录作品的年代上不同外,这种不同还体现在有时即使是同一诗题下,相同时间段的乐府诗选录情况也不同。
如郭茂倩收录萧子显、梁简文帝、魏收、卢思道的《美女篇》,《文苑英华》中不收魏收,增加王琚。
《门有车马客》郭茂倩不收何逊,而收隋代何妥,《文苑英华》则从何逊开始,不收隋代何妥。
《乐府诗集》只有《对酒》,而《文苑英华》中还有《对酒示申屠学士》《湘中对酒行》《秋日对酒》等题,而这些多是唐人新作。
这两部总集的产生年代不同,从北宋初期到中期文学思想发生了变化,无疑会影响编者的编辑思想,加之文献的刊刻、流传等原因,所以造成两部书对相同历史阶段的乐府诗编录情况不同。
(一)编纂者崇尚风雅、重视诗歌的政教作用
《文苑英华》将乐府诗单独编录,除了受历代诗文集编选习惯影响,还与宋初的文学思想有关。
《文苑英华》的编纂宗旨从当时宋白等人上奏时的答诏中可以看出,“近代以来,斯文浸盛,虽述作甚多,而妍媸不辨。遂令编辑,止取菁英,所谓擿鸾凤之羽毛,截犀象之牙角。”
因此,书中所选乐府诗是北宋初期文士所认为的“妍”者,同时是“撮其精要”。诗歌编选部分的主要负责人是杨徽之,“以徽之精于风雅,分命编诗,为百八十卷。”
以六义论诗,以风雅作为诗歌的评判标准,这与宋初统治者想重建“道统”和“文统”相结合的想法一致。
在实际操作中,杨徽之的态度又是“孜孜探掇,矻矻服勤”,加之太宗对此书的重视,书成之后,“帝览之称善”,所以此书应体现了宋初“风雅”的诗教观念。
乐府诗从产生之初便在一定意义上承载了观风俗、知民病的功用,宋初文人也如此定位乐府诗的价值。
所以在编录《文苑英华》时不仅将乐府诗单独编排,且收录乐府诗的数量在25类中位居第三,对乐府诗的重视可见一斑。
(二)中唐新题乐府未迎合宋初文人的审美需求
北宋初期的文学创作承接晚唐五代而来,“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
当时的诗坛宗白体,唱和诗盛行,与当时文学思想相一致,《文苑英华》一书选录白居易的作品最多,各种文体多达692篇(首),其中诗歌254首。
编纂者之一的杨徽之入宋时已经40岁,他的文学思想及创作已经成熟、定型,编选《文苑英华》时已经60多岁了。
其他由五代入宋的编纂者也如杨徽之一样,会将五代时期的创作风气延续到宋初。
他们所欣赏的是白居易唱和之作、消遣之作,推崇白诗情俗词浅的一面,他们自己就创作了不少应制奉和诗,《文苑英华》中选录的应制诗就非常多。
中唐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新题乐府诗风格与宋初文坛的审美倾向不相符合,所以便不难理解为何《文苑英华》很少选录这些人的新题乐府诗。
(三)编纂不精
《文苑英华》是对《文选》以来文学创作的总结,惜其编纂不精,存在作品重复等现象,有时一首诗歌同时出现在“乐府”类和“歌行”类中。
宋人已经开始用诗人别集、郭茂倩《乐府诗集》《艺文类聚》《初学记》校订《文苑英华》的舛误,对于相互有出入的记载,通常更为认可对郭茂倩的记载。
此外,因为这部总集不以乐府诗为主要收录对象,所以对乐府诗没有进行细致的分类。
没有像《乐府诗集》那样根据乐府辞的使用场合、所配曲调分类,并以乐府诗题、辞的源流关系为编录原则,相较之下,《文苑英华》对乐府诗的编录显得粗糙。
(一)整理与保留乐府诗
《文苑英华》是宋代第一部大规模收录乐府诗的总集,时间上跨越南北朝至唐代400多年,涉及数百位诗人的1000多首乐府诗。
该书继《文选》《玉台新咏》等诗文总集之后,将乐府诗作为诗歌的重要一类予以编选,对于乐府诗的整理与留存功不可没。
在数量上,《文选》收录汉魏六朝乐府60余首,《文苑英华》收录乐府诗的数量远远超过《文选》《玉台新咏》等前朝的诗文总集,在有宋一代也是非常重要的读本,为文人学习乐府诗提供了较好的范本。
(二)体现了北宋初期文人的乐府观
编纂者的文学观念会渗透在文集的编选过程中,通过剖析《文苑英华》中乐府诗的编选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时人对乐府诗的理解与评判。
围绕《文苑英华》一书,能够看出北宋初期文人认可古题乐府诗的经典价值,对唐代新题乐府的创作模式却持有质疑的态度。
此外,宋人对乐府诗的界定不够清晰,尤其是乐府与歌行的区分问题上,二者有混同的现象。
宋初文人认为歌行有别于乐府等一般的诗歌,所以在编辑时,把歌行看作是一种与诗并行的文体,这与唐人将歌行看作诗之一类的观念不同。
同时,宋人也意识到歌行与乐府的密切关系。在收入歌行的乐府诗中,王维、白居易、李峤的乐府诗被郭茂倩认定为新乐府辞,杜甫的八首新乐府诗虽然《乐府诗集》没有收录,但也属于新乐府。
总体而言,被收入“歌行”卷的乐府诗所占比例并不大,其中绝大多数是新题乐府。
与此同时,也有新题乐府入“乐府”类的情况,还有“乐府”和“歌行”同时收录一首新题乐府诗的情况,如杜甫《逼仄行》。
还有内容相同而题不同的作品,同时收入“歌行”和“乐府”,如“歌行”中有李白《惜空樽酒》,“乐府”类中又作《将进酒》。
说明宋初文人既认为歌行别于乐府等一般的诗歌,也说明歌行与乐府关系密切,容易混同。
在《文苑英华》编者的观念中,乐府与歌行的相似之处更多表现在形式上,歌行缺乏乐府所赋予的政治功用。
总之,《文苑英华》的编纂者还是从题目、文体特征来试图区分歌行与乐府,一般被收入“歌行”的乐府诗具有这样的特点。
唐代产生的新题;具有歌辞性题目;内容和取题上与古辞关联较少;以七古或七言为主的杂言为主。
《文苑英华》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史料方面,还具有多重功能。它是统治者践行以文治天下的政治理念的工具。
因此,虽然《文苑英华》在编辑时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它为研究古代文学、历史、文献学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文苑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