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名人｜蒋蓝：帝王学的传播者王闿运（下）

03-17

王闿运画像

文/蒋蓝

王闿运入川

鉴于之前聘请王闿运未果，估计是邀请人分量不够。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四川学政张之洞说服四川总督丁宝桢，由他出面聘请一代大儒王闿运入川，担任四川尊经书院山长。这一次，王闿运同意了。

官场人士总是渴望利用亲上加亲来拧成一股绳。张之洞督四川时，王闿运托人将女儿许与张之洞曾经过继出去的儿子；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期间，他又将自己的第七女王莪（莫六云所生），许与丁宝桢的第八子丁体晋。何人作媒？乃是王闿运请时任云南提督的唐帽顶撮合成功！这在《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十一月一日的日记里有明确记载。到女儿出嫁当日，唐友耕为王家送来的，不过是一盆祝愿吉利的“万年青”。

老年时节的王闿运

大儒与一省总督就此成为亲家，并由此保持了与四川大员的深刻关系。大儒总是目光如炬，审时度势，献言献策，张之洞每年白白奉送六百金与他，丁宝桢、刘岘庄都有同样的举动，因此他在成都于湘潭之间奔波，也是生活得有滋有味。他的日记充斥了饮宴、打牌、玩乐的闲适生活记录。

丁宝桢早在其任湖南岳州知府时曾延请王闿运入幕，但王因故未至。后来王在信中谈起此事不无愧意：“前临鄙郡，辱荷知延。荏苒一纪，久疏民敬。”（《湘绮楼诗文集》第937页）丁宝桢对王闿运极为敬重和信任。王曾有言云：“闿运在蜀，危行高谈，颇不便于道，以公宽容，乃有直绳之客；羊质虎皮，终当遭射，幸无官守，亦不必以保全累明公也。”（《湘绮楼诗文集》第946页）可以想见，丁宝桢曾有过荐举王闿运的想法，但王谢绝了。

对于一如市井水准的蜀地官场和文人，王闿运怎会放在心上？这等人一方面是脆弱而狡黠，另一方面又是头脑冬烘，无法交谈。王闿运在当年十一月二日的《日记》说：“自院外生者，人品以帽顶为最优，议论以帽顶为可听，殊为可慨。”

为什么要“殊为可慨”？显然，读书人早已言语无味，而武人以生活的本味直指人心。他在尊经书院之外的交往中，唐帽顶是最佳人选。唐友耕的人品能得到大儒如此好评，确属难能可贵。

反过来看，唐友耕绘声绘色演绎出来的与石达开的战事，也丰富了王闿运《湘军志》的内容。

王闿运不但游历了乐山、峨眉、五通、夹江、眉州、宜宾等地，西蜀坝子周边的青城山、都江堰、华阳县、天彭阕、彭县丹景山牡丹、新都的桂湖、宝光寺、金堂沱江风光均一一涉猎，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至于成都范围内的名胜古迹，诸如洗马池、欢喜院、少城、浣花溪、锦官驿等等，自然不会错过。

王闿运曾经为杜甫草堂工部祠撰有一副对联：

自许诗成风雨惊，将平生硬语愁吟，开得宋贤两派；

莫言地僻经过少，看今日寒泉配食，远同吴郡三高。

这是一番实打实的赞美辞，王闿运赞美杜甫道：一生忧怀家国，写下了多少“惊风雨，泣鬼神”的鸿篇巨制．杜甫发自肺腑的愁吟硬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沉郁苍凉的风格；影响到宋代诗坛，开创了江西以及剑南诗派，多少人薪尽火传，继承你的创作传统。草堂早不复当年旧貌了，如你所慨叹的那样地僻村幽，无人拜访。看看今天，追崇您的诗人山谷、陆放翁，已经配享在你的祠堂里，一同受到后人祭扫，远胜苏州的三高祠，声名远播，佳话流传。这当中，溢美之余，显然暗含有王闿运奔波半生、如今置身偏僻西蜀的无限感慨。

丁宝桢

作为亲戚，王闿运与丁宝桢无话不谈。他在一封致丁宝桢的信中说：“公与闿运，皆一时不可多得之人才。”说的真是实话。

有一次他们同游峨嵋，夜宿合江县，眼前水波漾漾，水天一色。古人心性天真，他们谈及到志向，丁宝桢问王闿运：你的志向如何？

王闿运答：少年时代仰慕鲁仲连义不帝秦的高义为人，如今我年齿渐老，志在做申屠蟠那样隐居田园的学问家。

丁宝桢笑道：我生平颇以诸葛孔明自许，但愿能做到张居正那样，也就心满意足了。

明朝万历年间的铁血宰相张居正，从性格、行事风格而言，丁宝桢确实与张居正颇为相似。丁宝桢却是难得的务实之人，更有一般官员不具备的长远眼光。丁宝桢已洞悉了英国人窥伺西藏的心机，他请王闿运入川办学，就是想多多储备人才。对于这一点，王闿运看得一清二楚，他那冷却了近二十年的帝王之学又开始死灰复燃。他向丁宝桢献了一道万全之策：印度与英、荷是宿世之仇，现在我们可以趁着西藏无事，多补充兵员，作为印度的坚强后盾，印度既已结援于中国，就会拼死抵抗英、荷的侵凌，成为西藏牢不可破的屏藩。丁宝桢对王的这一战略计划“大称善”（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第5页），并说：“印度必为战地，英人谋出缅、藏，欲建重镇于藏内，设谍孟拉间以边防。”（《湘绮楼日记》第764页）丁宝桢并立刻付诸实施。可惜天不假年，因操劳过度而蘧然病逝。宏伟的计划自然也就随之而泡汤。

1886年，67岁的丁宝桢死于四川总督任所。由于俸金多数用于济困助教，所剩宦银仅有区区400两，是靠门生和属下捐助，灵柩才得以运回山东。而且这位封疆大吏病危时竟然债台高筑，他只好上奏含泪朝廷：“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光绪帝动容而称“遽闻溘逝，悼惜殊深”。丁宝桢的灵柩运回济南，葬于历城九华山麓。是年四月，王闿运由长沙至济南，参加丁宝祯丧仪。对这位亲家的品行与为人，王闿运早在光绪五年四月廿六日的日记里特意记载了一件亲历事件：丁宝桢在成都，时值他六十大寿。丁宝桢为了避免幕僚的祝寿送礼，故意留在偏僻的都江堰督河堤“岁修”，度过生日……

丁宝桢去世时，王闿运55岁，非常伤感。既有命运偃蹇，又感知己凋零。他在《祭丁文诚诔》中感叹道：“每对食而忘餐，思环海之受兵……时冉冉而多留，老骎骎其欺人。谓圣贤之无如何，增志士之悲辛！”

杨度继承了王间运的入世法，以多变著称

纵横计不就

张之洞出面，集资在成都文庙西街西侧南校场附近的石牛寺旧址上修建的尊经书院，于光绪元年(1875)春季建成开学。把校址选择于此，主要原因是在明代就开办过书院，其次是与教育圣地文庙前街以及公馆林立的西街相邻。

入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王闿运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心法：“治经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说：“说经以说宇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宇》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蔽塞，亦步亦趋，更无通儒，听到王闿运的这些议论，士生才知道研诵注疏诸史文选。

初来乍到，王闿运在尊经书院迅速施行“息讼——禁烟——明礼”等管理举措，使尊经书院院风得以根本改变。王闿运提倡通经致用，用经、史、词章之学来培育四川书院的实学学风，设尊经书局刻书以化育诸生。在其掌教期间，终将尊经书院办成蜀中的模范书院。尊经书院的办学方式，开四川书院改制风气之先，促进了四川书院的改制。

廖平

王闿运把《湘军志》书稿带到了成都予以修订，因被曾国荃认为轻诋湘军及曾国藩而遭毁版，后由成都尊经书院学生出资重刻。王闿运尊经书院弟子中，涌现出了刘光弟、廖平、宋育仁、吴之英等俊杰，而以廖平学术成就最大，但廖平远非倜傥的老师所喜欢类型。廖平口讷，曾漏液抄写宋人之作，而王闿运早年尽管抄写过二十三史，但如今是不屑于此道的。某马屁精给王闿运送来一个仕女，王闿运在《日记》里就有“况氏送来一婢，神似井研廖生。年十五矣，高仅三尺，即挥之去”的记载，可见廖平的外形多么损害王闿运的审美。有人推荐廖平管理尊经书局，王闿运也不同意。廖平晚年曾经这样评价王老师：“湘潭长于文学，而头脑极旧，贪财好色，常识缺乏，而自持甚高，唇吻抑扬，行藏狡狯，善钓虚誉。故其学说去国家社会最远。远则遨游公廨，不为所忌，依隐玩世，以无用自全。”（见《吴之英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103—104页）学生对老师竟然有这番评价，足以看出师生都在误读对方。

……

白云苍狗，风流云散。王闿运临死前，为自己做了一幅挽联：“春秋表仅成，赖有佳儿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后一联是慨叹自己帝王之学不见用于世，前一联有自我安慰之意，说晚年能够以教书授徒为乐。是否如此，不得而知。